卡扎菲外交思想与利比亚外交

卡扎菲的外交思想是指导利比亚外交实践的重要依据。它来源于利比亚的历史、伊斯兰教传统的熏陶和纳赛尔主义的影响 ,其基本内容是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反对西方强权和传播伊斯兰教。卡扎菲的外交思想具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特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利比亚对外政策既取得了重要成就 ,又存在许多问题。近年来 ,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利比亚的困境促使卡扎菲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逐步趋向于务实、温和的外交政策 ,谋求在现存国际秩序框架内维护利比亚国家利益 ,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 ,并把非洲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卡扎菲外交思想的变化是基于其理性判断的结果 ,而非权宜之计。     

基辛格的理想主义政治观

基辛格是国际外交舞台上拨弄风云的高手，又是西方国际关系学派中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头号外交家，他推崇的“均势”外交给他带来了赫赫声名，并左右着那个时代美国的外交走向。基辛格的均势战略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成分。主要表现为：否定道义外交，强调利益目标，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强调用力量均衡来维护美国安全，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但基辛格的均势战略思想所反映出的现实主义政治观是不“纯”的，它夹杂着理想主义的成分。其理想主义政治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利比亚对非洲外交:撬动利比亚对外关系转变的杠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洛克比空难事件之后,利比亚备受国际社会制裁之苦,阿拉伯国家在帮助利比亚解除制裁方面无所作为,促使利比亚将外交政策重点转向非洲.卡扎菲高举泛非主义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使利比亚摆脱了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处境,并在非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殊途同归——论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外交理念是外交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从美国立国之日起,始终贯穿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构成了美国外交的特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外交事务的看法虽然对立和分歧,但都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彼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奥巴马外交：梦想与现实

奥巴马获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令世人惊愕。奥巴马上台后并没有解决一起实实在在的国际冲突,只是提出了一套具有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外交构想即获此殊荣,折射出当今国际政治一些重要领域的理念变化。冷战后欧洲大陆长期的和平环境使欧洲在诸如反恐、核威胁、环境问题等领域里形成自己的认知,奥巴马的外交构想迎合了这种心理期盼。然而奥巴马理想主义构想正面临朝核、伊核以及阿富汗等现实问题的挑战。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再次回归——论奥巴马政府对拉丁美洲的政策

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巧实力”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这一政策是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再次回归.之所以出现这一回归,原因既在于小布什政府推行的过度理想主义的政策没有收到成效,又在于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出现下降.尽管奥巴马政府对拉美地区采取了更加现实、手段更加巧妙的政策,但美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和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实质并未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试图改变美国的霸权形象,缓和与委内瑞拉等敌对国的关系,但仍继续打压这些国家和激进的民选左翼政府.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在打击贩毒问题上与拉美的合作,并在拉美提倡“民主治理”,让民主给人民带来益处.     

核阴影下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

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结怨已久,但在伊拉克战争后,双方关系拉近,并不断改善.随着伊朗核危机态势的发展,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获得新机遇.这一关系的变化给美国对中东战略带来挑战,也给本地区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冲击.无论是伊朗核问题的前景,还是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未来的发展,都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埃及女性主义: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

女性主义像其他的思潮和社会运动一样,不是孤立地发展、成长起来的,它是对国内政治环境及其政治思想的一种回应.无论是纳赛尔时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萨达特时期的埃及民族主义,还是穆巴拉克时期有关"私人身份法"的斗争,都是埃及政治认同、国家政策等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巨变的结果.这些变化,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壮大,构成当代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国内政治背景.     

阿拉伯君主制政权相对稳定的原因探析

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在阿拉伯剧变浪潮中平稳过关,促使学术界重新关注君主制在阿拉伯世界长期存续的现象.阿拉伯世界现有8个君主制国家虽然国情差异较大,但源于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地租型经济、以家族和部落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外部力量支持是这些国家保持政权稳定的主要原因.阿拉伯君主制虽然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仍将长期存在,但也面临诸如经济、民生问题,族际、教派冲突等挑战.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须通过改革,适应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现实.     

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理念及影响

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以及威尔逊主义中浸透的理想主义精神, 深深影响着当 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威尔逊时代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理想主义”外交虽然 不是肇始于威尔逊, 但威尔逊在美国外交处于重大转变时期把这种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自此 以后也就成为美国问鼎世界时所持有的一种思想观念。威尔逊主义对美国的外交理念及美国外交 的历史演变, 都有重要的影响。     

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多维考量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是阿拉伯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只是阿拉伯文化流变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阿拉伯地区政治生态先后经历了民族国家构建、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最近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在此期间诸多政治思潮、宗教主义与文化观念融入到阿拉伯国家,深入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构成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由于阿拉伯世界特殊的宗教地域特色,导致其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阿拉伯民族性与伊斯兰宗教性,二者的此消彼长则是阿拉伯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结构模式。     

浅析卡扎菲的“巧实力战略”

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自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热门议题。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最近的本国动荡与外国军事干预中试图整合自身硬实力与软实力,以应对内外夹击的局势,则又为巧实力战略的实践添上了一个案例。然而,他的巧实力战略缺乏坚实的力量支撑,能否长期奏效,仍存在很大疑问。     

论苏联剧变的思想政治根源

苏共长期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没能始终如一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根据时代的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影响了党的先进性.苏联剧变首先是苏共,特别是苏共领导层出了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贯穿整个苏共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是苏共在思想路线上长期坚持超越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在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和贯彻党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时惯用简单的、强制性的手段.超越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使苏共不能始终客观、冷静地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而使苏共逐渐丧失了思想上的先进性.而专制主义倾向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专制主义倾向既来源于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传统,也来源于对人类光辉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当把终极目标神圣化之后,为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设立的各种阶段性目标便也随之神圣化了,任何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任何非常手段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限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专政、滥施暴力的现象.苏联政治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虽不直接涉及政权的性质,却使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损害,成为苏联剧变的思想政治根源.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当代拉美政治的动态主要是围绕着"民主化"进程展开的,政治民主化因而成为拉美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一中心问题牵涉到一系列需要分别加以探讨的主题,例如按照民主化进程研究的学术轨迹相继出现的关于民主过渡、民主巩固和民主治理的分析.由于民主化进程始终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因此出现了许多关于民主体制运作和绩效的实证分析;而民主体制的前途不仅系于制度本身,它还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条件、经济因素、国际影响密不可分,因此有关拉美国家政治行为体的演变、各种经济和政治思潮、经济改革与发展状况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等等,都成为拉美政治研究议程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或发展所谓"中层"理论,旨在根据少数几个变项来研究和解释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现象.这种趋势明显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影响,美国政治学界盛行的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理论越来越多地用来说明从威权向民主政治的转换以及民主体制的效率和合法性问题.但政治分析涉及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结构主义、文化分析以及纳入更多变项的综合分析框架完全可能成为更为合适的分析途径.政治研究中还存在着所谓主流立场与替代性观点之间的分野以及各自阵营内部的矛盾.     

全球化对复兴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与特征 --对后冷战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个案考察

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后冷战时代,复兴社会主义思潮呈现出以下特征:政治发展层面的有限民主化、执政理性化,即复兴社会主义国家以采取有限民主化改革措施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以理性化的思维来审视存在的问题,提高政权的社会整合力与增强其统治合法性和民众认同。经济变革层面的融入全球化经济理念,即政治稳定优先型经济模式。国际关系层面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因素,理想主义因素少于现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和不同程度的反美情结。民族心理层面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潜在影响和部族主义复兴。     

美国亚太权力的未来预测:卡普兰的中国观及亚洲认识

罗伯特D.卡普兰是美国顶尖的"鹰派"战略学者,他的研究以地缘政治的基础,详尽分析了中国的地缘环境与美国的亚太地缘战略。从卡普兰的观点来看,他代表了美国大部分政治家与地缘学者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量。对中国而言,美国的亚太战略既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也为重新认识我国的地缘环境与制定有效的地缘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依旧十分复杂,这客观上决定了两国关系仍存在诸多变数,这需要我们对中美关系有新思维与新认识。     

创新与超越:新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运用地理关系谋划国家安全是地缘政治的本来使命.以扩张、对抗和谋霸为核心的传统地缘政治存在逻辑缺陷,不能合理解释当代国际政治现实,也无法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为此,需要创新并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新地缘政治观来重新审视和谋划国家安全.中国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与实践,表明新地缘政治具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和现实应用价值.     

阿富汗大变局: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演变

当前,阿富汗正在经历重大变局.阿富汗塔利班(阿塔)成功卷土重来,并且完成临时政府组建.尽管仍有多重挑战,但阿塔执政已不存在根本性威胁.这引发阿富汗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深度调整.在地缘政治格局方面,整体呈现"美国西方影响力下降,地区国家影响力上升"这一"东升西降"趋势.美国正在从"局内人"变为"局外人",但仍将发...     

"印太"概念下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印太"概念下的地理范围指向及其区域建构方面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和塑造.但是,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印太战略"选择已然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印太"概念下,更凸显了美国的主导性,以及中美竞争下的多国博弈态势,原有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独立性减弱,而突出了大国竞争中的海洋元素.在这种转变下,中国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将增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将给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对抗格局并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同时将增加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难度.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国仍然要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对话与缓和,致力于建设稳定的周边关系,致力于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在新的"印太"区域,中国仍然要发挥出大国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塑造和平与发展的地区新格局.     

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转型中的俄罗斯:从旁观者到调解人

利比亚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重要国家.长期以来,利比亚和俄罗斯是重要合作伙伴.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俄罗斯在利比亚问题上从冷静的旁观者逐步转变为积极的调解人.俄罗斯介入利比亚事务有其战略、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量.通过国内、地区和国际三个层面,俄罗斯在后冲突时代的利比亚转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成为影响利比亚和平进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