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实践的伦理追问是指导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他者所指为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据此有两个面向:一是需要考虑他者的需求,从伦理角度考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省思复杂社会治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蕴;二是确证社会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的他者地位,承认他者的存在,与他者合作共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为他者负责。社会治理他者伦理的基础在于社会诚信,实现目标是社会公正,具体涉及社会治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商谈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发展伦理。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提供一种学科交叉的视角,实践层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支撑。     

中国社会潜规则问题的伦理思考

社会潜规则是指那种暗地里通行、起到实际作用但又见不得阳光、上不了台面的行为规则。社会潜规则具有隐蔽性、不正当性、排他性、伸缩性等特点。社会潜规则破坏了社会道德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并导致主体道德人格扭曲。人情伦理的负面效应、制度伦理的缺失以及道德建设严重滞后是社会潜规则盛行的伦理根源。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培养和完善公民道德人格是治理中国社会潜规则的主要伦理路径。     

分配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分配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只有坚持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分配主体的合法性和分配关系的平等性，强调分配规则的有序性和分配程序的规范性，建立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走向社会制度文明，才能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社会治理的伦理分析

社会治理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特质,还具有价值理性的特质。社会治理自身凸显合作共治的价值诉求,又彰显着公共服务至上的伦理精神,更蕴含着社会治理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一种和谐伦理关系,因而社会治理具有最为核心和本质的伦理意蕴。     

社会风险与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

风险社会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特殊显现,它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范畴,也延伸到社会秩序和公共空间领域,而行为主体伦理责任模糊是风险社会形成与扩大化的深层缘由。为此,必须加强行为主体伦理责任认知教育,提升其主动承担风险后果的意识;厘清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范畴,落实不同社会角色的伦理责任;明晰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行为,探寻风险管理的针对性举措。     

伦理结构化:算法风险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算法风险触及、引发、衍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算法风险治理的伦理结构化进路,主要是指通过建构算法设计、开发和使用的伦理原则制度,确定相对稳定的伦理框架和逻辑体系,形成合理可靠的伦理关系结构,从而确保算法符合道德伦理要求。伦理结构化的表达与呈现方式对提升算法治理能力十分重要,是推进算法风险治理的重要范式,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全面实施和执行算法的道德规范,推动算法的伦理建设进程。算法风险伦理治理结构化的实施路径包括:建构算法风险伦理评估模型与审查体系;提升算法的伦理信任阈值与制定评估指标;设立算法风险伦理问责机制。     

社会构造与伦理社会——一种对传统中国伦理社会的结构分析

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属伦理社会，从社会构造看，它不是单单由社会关系体系造就的，而是由“家庭化”的社会关系体系、“礼法一体”的制度体系和“人情脉脉”的观念体系三者共同合成的结果，因而对传统中国伦理社会的深刻领会与洞悉必须由此三方面来开展，否则难免挂一漏万。同时必须看到，“家庭化”的社会关系体系、“礼法一体”的制度体系和“人情脉脉”的观念体系三者并不能独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共生关系，是“一体三面”。     

两型社会建设城市规划主体的伦理问题与对策

"两型社会"建设城市规划主体面临着伦理问题,其原因根源于"两型社会"建设中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中西文化冲突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强化城市规划主体的责任伦理、提高城市主体的道德素质、加强制度建设,是解决"两型社会"建设城市规划主体伦理问题的有效途径。     

数据之身的困厄与开解——身体数据化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数据化技术与身体融合的不断加深助推身体外部呈现、内部叙事与未来规划数据化，使主体在日常生活领域呈现为“虚拟人”，在关键应用领域表现为“智能人”，在社会交往领域显示为“数字真人”。身体数据化在为主体提供生活便利与治理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风险，使主体在数据凝视下产生认同危机，在数据干预下产生隐私焦虑，在数据与资本的合谋下走向审美异化。为此，必须坚持前置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统一的伦理原则，构建问责与负责相结合的伦理责任，在技术善治中回归以人为本、以身为本的价值理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因其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匹配有效运作了两千多年，不仅维护了家庭的稳定而且强化了既定的社会秩序。现代化进程使传统家庭伦理失去了权威性、统一性，同时迫切要求以家庭关系变革和家庭伦理建设为基础，实现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换。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和谐社区建设

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由单位管理走向社区管理的背景下，面对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而推进的一项国家决策。作为社会管理的基层平台，目前我国社区建设的多元主体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与矛盾，矛盾化解机制也尚不健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和谐社区建设，应当理顺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创新社区组织体系；创新社区矛盾疏导与有效解决机制，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倡导社区民众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凝聚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个热点问题及其伦理考量

伦理关系一般说来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就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关系而言，这两个主体通常是指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而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问题会表现为不同特征。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属性，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涉及到的伦理问题分为外部伦理问题与内部伦理问题。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逐渐成为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     

制度运行伦理:各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制度运行伦理作为制度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制度设计伦理是有所不同的.它本身包含着的价值原则和道德基础与和谐社会具有同构性与一致性.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组成方面,和谐社会对制度运行伦理的价值诉求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结构层面--合理、政治层面--民主、经济层面--公平正义.     

和谐社会理论的伦理意蕴

社会秩序是人类活动展开的环境性平台,也是社会伦理发展的聚焦点。当代,围绕世界秩序的重建,社会发展出现伦理化趋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理论的伟大创新,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凸显了依次递进的三大伦理意识。中国社会发展的伦理化特点,主要体现在现实性、辨证性、立体性几个方面。     

政府治理伦理的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

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主体，治理的成功与否与其伦理取向密切相关。政府治理伦理作为能够表现人类对未来或应有世界价值追求的综合性标准和尺度，能够有效推动政治伦理、行政伦理、技术伦理等在深层次的贯通融合，并通过对党的执政伦理的即时转化、国家治理文化的核心凝练和制度建构与演进的现实推动，逐渐成为推动新时代治理变革创新的内在依据。因此，以现实主义的平实视角剖析政府治理伦理的内涵、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能够更加清晰地辨识和阐释我国政府治理伦理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并通过现代治理制度和机制等落实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民社会的政治定位与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指政治主体 (包括政府、政党、官员、公民等 )在政治活动、政治行为中所信奉和实践的伦理精神 ,具体涉及到政治家伦理、公务员伦理、制度伦理、公民道德等方面。政治伦理的功能在于它可以作用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和评估 ,提供社会诉求和利益集团的合法性依据 ,树立官员的服务观念 ,并促成公众意识和公民道德的形成。政治伦理并不探讨具体政治主体的动机是否道德的问题 ,而主要考察他们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所表现出的道德价值。公民社会的政治已经成为了公共事务 ,政治伦理也就成为了一种角色要求。一、政治在公共生活中的“定位”政治…     

教育研究制度伦理及其问题

教育研究制度具有教育制度、科学制度、管理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多重属性，蕴含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伦理规范，求真、正义、责任的伦理精神，追求公平公正、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等伦理诉求。然而，现实的教育研究制度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要紧的是伦理价值缺失、教育主体性缺失和教育研究主体权益被忽略。重视和加强教育研究制度伦理建设，需要理顺教育研究系统内外各种关系，强化制度自身修复功能和自我创新能力。     

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与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

检察官职业道德表现为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两个方面。德性伦理是检察官对生命的道德意义的表达和张扬，制度伦理是检察官对社会存在和社会规则的适应和认同。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入手。     

社会资本:民族区域自治的元制度分析--兼谈民族区域自治的善治问题

社会资本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元制度,其信任、规范和网络是建立和维护民族区域自治社会秩序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具,也是整合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粘合剂".然而,社会资本也会在一定层面上阻碍民族区域自治的良好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善治的根本在于引导社会资本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