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与地方自治关系探论

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追求统治合法性与强化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与源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在其统治时期（1927—1949）发生了分分合合、纠缠不清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但在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中却暗寓保甲之法,后来出于＂剿共＂和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的需要,干脆以保甲制度取代地方自治。最后为了调和＂合法性＂与强化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南京政府宣布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并在新县制中予以具体化,但保甲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仍以强化社会控制为主要目的,与地方自治精神相去甚远。     

南京国民政府警政建设的特色

1927年至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实现警政建设的现代化.南京国民政府效仿德意法西斯建警,在世界警察体系中属于大陆派系.警察拥有较广泛的权力,乡村与城市在警力配置上极不平衡,警察特务一体化,是南京国民政府警政建设的基本特色.     

英国警察制度中自治传统的特点及其借鉴

英国自始具有浓厚的自治传统,其地方自治精神和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欧美等其他国家。作为"地方自治之母",其警察制度也因此而饱含民众自治精神。近代英国警察制度理念中这种独特的地方自治传统树立了良性的中央与地方、警察与民众关系值得其他国家现代警察制度借鉴。     

清末传统治安制度向近代警察制度的转变

文章介绍了清朝初期的治安制度,分析了清朝末年对原有治安制度进行改革的原因。着重介绍了中央警察机构和地方警察机构的建立,这表明中国传统的治安制度完成了向近代警察制度的转变。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辛亥前后省级警务机构的设立与变迁

清末警察创办初期,各地规制不一。清末新政后期,清廷实行官制改革,划一警制,于各省添设巡警道,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省级警察机构。辛亥鼎革中,光复各省在革命浪潮下,摈弃前清固有官僚体制,裁撤巡警道,设内务部或民政部、民政司等机构掌理该省警务。而清廷控制的北方各省巡警道仍旧存在。南北和谈,民国建立,北京国民政府在政局稳固后,重新划一警制,各省警务统归内务司掌理。辛亥前后,省级警务机构屡有变迁,反映出近代警察制度移植中国后不断调适,但警察取代旧有治安体系已渐成事实。     

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警政建设

北洋政府时期在警察制度建设方面着重于地方警政建设 ,设立京师警察厅 ,实现了内外城和四郊警权的统一 ;在废立省级警察机关的过程中 ,确立了比较适合当时中国的省级警察建制 ;统一了道、县级警察机构的名称、组织体系和职责 ;编练了新式警察队伍。北洋政府在近代警察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进程中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战后南京警制重构与城市治安管理研究(1945-1947)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迅速在南京重建城市警察系统,其目的是希冀警察能成为维护首都治安秩序和控制民众的重要力量.随着一系列警政措施的展开,警制现代化建设初显成效,警察也在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时局及警察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南京城市的治安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警务合作网络:类型及关系联结——基于A市两个街道的实证研究

社区警务源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警务改革,是在对传统的快速反应与强力控制警务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警务模式.[1]这种模式体现出警察与社区在维护社区安全与稳定、预防犯罪的新型合作关系,在社区警务诸多主体中,社区起到核心的作用,[2]从而一改警察在社区治安秩序供给方面的独一地位,勾画出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图景.我国社区警务的建构方式主要是政府组织、警察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警务网络的行动者,在治安行动中强调资源与信息的共享、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建立起横向与纵向关系相互交错的网络状社区治安模式.     

英国法治传统下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与进路分析

英国在自由主义思想、自治精神与普通法经验的指导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治传统。这些法治传统推动了英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生成,并使英国形成了以法治、服务、地方自治和政治中立等为原则的独具特色的近代警察制度,也表明警察制度在形成过程中不具有自主性,而是由法治传统决定了警察制度的特点。而警察制度的发展在为法治建设提供保障的同时,又对法治的现实运作提出问题与挑战,以此形成法治传统与警察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并进而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日本的警察法与警察制度

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当今世界各国无不有警察,然而警察的性质由于国家性质的不同而不同。警察的组织形式与机构,不仅各个国家之间,就是同一个国家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也各有差异。现将日本的警察法与警察制度作一简要介绍以飨读者。一、日本警察的组织、任务与权限根据日本警察法规定,日本的警察组织由中央警察机关与地方警察机关两部分组成。作为中央警察机关的有国家公安委员会和警察厅;作为地方警     

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基于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视角

公共治理范式研究难点之一是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增进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是超越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的必由之路,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应有之意,积累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能够提升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从而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公共事务领域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首先要求国家在自治组织的内部社会资本积累中发挥间接作用,其次要加强自治组织间互动,为自治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台湾警察招录的特种考试制度及其启示

正在世界各国中,无论是实行中央集权型的警察体制,还是实行地方自治型的警察体制,或者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型的警察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警察招录采用与其他政府公务人员或专业组织人员不同的招录制度,这是由于警察工作自身性质和警察组织的特点决定的。在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走向乡村善治:改善我国乡村治理之多维理论考察

乡村治理的完善程度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深刻意义,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①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与制度建构——基于贵州省D县新乡贤组织的调查

乡贤的产生、发展、异化与消逝反映了社会变迁中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定位和功能的不断演化。新乡贤治理是新乡贤（组织）主导的基层（乡村）秩序生产范式，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是强化国家——社会的连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贵州省D县春晖社组织化运行状况的考察，对春晖社的合法性、内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运作路线、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新乡贤治理应体现为激活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自治领域的内生能力，并具体表现在协助村务、经济带动、文化认同和自组织规章等实践运作上，同时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制度运作，实现乡村资源整合与村民再组织；作为正式制度的新乡贤治理还应体现在体制性组织运作上，以建构秩序嵌入乡村。     

建设民主警察体制:我们向法治国家学习什么

建设民主警察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体治国家的题中之义 ,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在建设民主警察体制的进程中 ,以当今世界法治国家警察体制为参照 ,我国警察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该是 :一、对警察机关的人身处置权进行司法改造 ;二、逐步实行治安警察和司法警察两警分设 ;三、在警察机关实行文职制度 ;四、科学界定警察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阶 ;五、发展私人侦探等民间警察力量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优化路径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部分,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社会性"。村级组织由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一肩挑"在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于群众主体性的发挥和村民自治的运行也会产生影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厘清乡村发展目标和村级治理定位,在此基础上完善村级组织与村级制度。     

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解析

在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上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警察和社区居民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警民联合设计、生产、供给、消费社区治安产品的内在的、基本的和持久的冲突源.在社区治安领域中,警察需要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也需要警察.警察与社区居民的相互需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种"替代"是有限的.社区治安治理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决定了警民间谈判协商的必然性.搭便车并非社区公众选择社区治安治理参与行动策略的唯一偏好的客观性,决定了警民向谈判协商的可行性.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社区全体成员关于联合提供治安产品的共识和通过谈判协商促成社区全体成员亲身参与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需要高昂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