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我国立法究竟是采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争论已久,根据我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条件来看,我国应采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理论质疑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     

民法典背景下民商合一与分立的博弈与契合

民法和商法一直以来就存在十分紧密又复杂的联系,二者作为私法中及其重要的部分,既有交汇融合,也有区别差异.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争论由来已久,也数次在我国学界引发讨论高潮.民法典虽已确立了民商合一的体例,但对于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讨论并不会就此终止.对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首先要考虑民商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差异,再进一步明确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这两种民商立法体例,并权衡各自的利弊,方可做出在民法典背景下民商立法体例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的理性选择.     

我国制定民法典应坚持民商合一

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是采用民商合一还是采用民商分立的体例,法学界有一定争议.从民商合一与促进社会交易与经济发展、发展商事法学、研究实质意义的商事关系、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尊重大陆法系有关国家民商分立现状、正确看待美国的《统一商法典》之间的关系分析,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坚持民商合一.     

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在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有很多选择。但不管是“民商合一”还是《民法典》和《商法典》分立,或者制定一种《商事通则》之类的共通性规则都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制定和完善我国现有的商事特别法体系。     

市场主体法的提出——兼论商事通则的困境

商事通则是民商合一或分立争议的复活，其面临的困境表明，商法的体系化和补缺不应依靠商事通则，而应在坚持民商真正合一的大趋势下，不仅实现商法内部的体系化，而且要实现民商的高度体系化。市场主体法是实现民商高度体系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可能性。市场主体法的立法应定位在民商兼顾，侧重商法的方向上。其价值在于将真正结束民商之争。形成合力，迎接民商对话时代，开启民商对话机机制，促成民商合作，实现民商共赢。当然这需要包括法学家们在内的所有法律人的勇气、智慧和努力。     

析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商事通则立法的可行性悖议

目前制订商事通则的呼声颇高,但从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我国的立法传统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看,制订商事通则的可行性、必要性值得检讨;否定商事通则的立法主张绝不意味着商法不重要,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无必然联系.坚持民商合一,商事规范以单行法的形式存在是我国商事立法的最佳模式选择.     

美国的二元立法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的宪政体制堪称目前世界民主宪政体制的典型。其宪法规定和宪政实践决定了美国的“联邦———州”二元立法体制 ,对于我国这样的素有集权传统的大国 ,如何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以应对目前立法领域特别是立法体制中存在的混乱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商事关系的特质与法律规制——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商法的独立性根源于其所调整的商事关系的独立性。商事关系的立法界定，应当坚持主观主义标准，以商人作为确认商事关系的核心与基础地位。商事关系在规范对象、价值追求、调整方法等诸多方面均区别与民事关系。与制定《商法通则》的路径相比，“民商合一”系我国商事立法的务实选择。     

军事立法体制与军事立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

军事立法体制是关于军事立法权限划分的系统或体系。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立法权由谁行使及怎样行使的问题。我国的军事立法权限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具体到权力的行使 :中央军委具有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 ;中央军委与国务院的军事立法权限划分问题较为复杂 ,只能根据宪法和国防法的有关规定及其精神来具体划分各自的权限 ;在地方立法机关的军事立法权限问题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军事立法的最高权限 ,国务院有权制定有关军事行政法规 ,地方不具有军事立法权 ,地方性立法 ,原则上不宜直接对驻军作出规范性要求。在军事立法实践中 ,今后应明确军事立法的权限 ,规范军事立法程序 ,加强军事立法的计划性 ,健全其法规体系 ,提高军事立法质量。     

澳门与中国大陆地方立法体制比较研究

我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原有澳门立法体制由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构建的立法体制所代替。新的立法体制呈现出与澳门原有立法体制、我国大陆地方立法体制不同的特点。本文试以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为线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阐明：新的立法体制的确立是澳门从殖民地到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这一重大历史地位转变、提高的体现。     

地方立法体制机制创新:现状、问题和出路——基于湖北省地方立法实践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完善立法体制机制"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以湖北省为例,考察了地方立法体制机制现状,发现地方立法体制机制主要存在立法权限混乱、立法机构设置不合理、立法参与机制不健全、立法程序形式化、立法激励机制匮乏、立法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进而提出从明确地方人大立法权限、健全各主体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健全地方立法的程序机制等方面强化地方立法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商法刍议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本文拟就商法的有关问题,谈点浅见。 一 商海茫茫,不乏陷井和暗礁,从事工商经营活动,必须知其规矩。现今世界,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论在立法上采取民商分立体制,还是民商合一体制,为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大都相继建立了各具特色,并有相当     

《商事通则》:以商人为逻辑起点——以比较法为视角

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都应该选定一个逻辑起点,以商人、商行为或者企业为逻辑起点.基于我国商法的发展历史,基于商法本土化理论,通过对德国商法和法国商法所设定的逻辑起点的探讨,在假设《商事通则》制定可能的前提下,我国应选择以“商人”为逻辑起点,以此来构建我国的...     

法典化与《法国商法典》的最新发展

《法国商法典》虽然继续在商法教材或著作中被不断地讨论和引用,但国内文献中对《法国商法典》的介绍,已经与现行新法典意义上的《法国商法典》产生时空上的巨大隔阂,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误导.新的《法国商法典》反映了法国立法者或法学家在商法、私法法典化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也是法国开创的民商分立模式的继续和发展.法国新商法典的结构、立法技术以及商行为、商人的规范设计等,以及《法国商法典》200余年的法典变迁史,对于仍处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之争的中国民商事法典化而言,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或参考价值.     

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立法科学化和民主化

<正>《决定》关于立法问题有一个总的论述,在这一总论述下面,有许多分论述,它以总分结合的方式把我们国家的立法问题表达的更清晰。总的论述是如此表述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的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贯彻社会主     

论商法在我国的地位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因特定时期的需要而产生,也应随特定环境的发展而变化。“民法商法化”使民 法和商法越来越趋于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而经济法并不能替代或包括商法。我国应将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实行民商合一 的立法体例。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立法发展(上)

全球化既是对中国立法发展的严峻挑战,又是实现中国立法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立法发展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中国国情与全球化的协调、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划分、立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立法行为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宪法监督体制的建立等问题.中国立法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5个态势立法民主化;立法公开化;立法多元化,立法专业化和立法国际化.总之,全球化对中国立法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论立法质量--关于提高我国立法质量的思考

立法质量是指作为立法活动之结果的法律产品的好坏程度。立法质量深刻影响法律运行和操作的各个环节 ,在法治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立法质量的评价标准包括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三个基本方面。立法政策、立法技术、立法人员、立法体制、立法程序等因素直接决定或影响立法质量 ,因此 ,为了提高我国立法质量 ,我国必须转换立法政策 ,提高立法技术、建立专职立法人员制度、健全立法体制、完善立法程序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