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扩大了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参与.随着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以及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参与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有必要对目前的参与思路和参与模式进行改进和调整.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作用和实践看,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坚持传统的维和基本原则,发挥传统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超越以“修路筑桥建医院”为主的参与模式,在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参与,拓展与非传统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未来的参与应该更广泛、更多样化,尤其是加强对维和建和政治和决策方面的参与,使维和建和实践中的“西方思路”和“中国思路”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为和平而来"——解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目前,中国为联合国第十二大出兵国,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近几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积极姿态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参与维和的重点区域,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警惕与忧虑。因此,在新时期如何正确解读中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并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而且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了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认知。国际体系对中国各种参与实践的回应,推动了中国新身份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不断通过反思和创新,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由此,在"参与实践"、"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文章将实践重新置于本体论的地位,实践生成话语和认知、造就身份和规范的本质属性,正是参与实践塑造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联盟实践与身份承认:以新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是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依托自上而下社会化理论的阶段论分析,虽然有助于直观地理解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变,但是其所推崇的“教”与“学”模式不足以揭示双方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对于体系外国家获得国际社会新身份的描述是突发式的,即从体系的反对者或规范的反对者突然转变成为规范的学习者,这种分析视角过于简单.在“实践转向”的启发下,依据“参与实践”理论,可以突破结构—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强调实践的情境性和即时性,重视“惯习”的作用和施动者的能动性.联盟实践将联盟视为一种国家实践,在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过程中,联盟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但在教科文组织内部与第三世界形成了密切的联盟,还在国际组织层次与教科文组织形成了松散的联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活动,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强化了自身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实践活动的展开,这种联盟实践也为中国再造身份创造了空间.联盟实践不同程度地确保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乃至价值承认.     

维和行动中军事命令执行的刑法保障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我军常态化的重要军事任务,从维和实践看,专注于保护我军军事命令执行的军事刑法已经难以适应维和行动的需要。军事刑法有必要根据我军职能任务的拓展创新发展相关理论,将我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期间军事命令的执行秩序纳入保护范围,并将维和期间界定为战时,增设保护维和军事命令执行的相关罪名,以完善军事刑法的理论和规定,更好地满足我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需要。     

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所持有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动因主要取决于维和行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表现及中国政府对其性质的主观认定。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将“联合国军”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持高度警惕,并勇敢地揭露其“侵略罪行”;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提防,采取冷静观察的态度;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主动参与维和;90年代至今,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持维和行动的代表性和活力,有利于维和行动未来的健康发展。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影响分析

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重要机制之一,国际维和在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加入到国际维和机制之中。尽管经费支持和人员训练能力的不足严重制约着中国参与国际维和的水平,但是中国参与其中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影响着中国外交决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中国的参与也影响着维和机制的未来走向。     

浅析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生事物 ,它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规定 ,而是在后来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联合国在解决严重的国际争端或冲突的过程中 ,曾多次采取维和行动。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成和发展看 ,分为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时期。冷战前的维和目标不是“建立”和平 ,而是维持和平。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职能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和用强制性的手段“促进”和平的方向转化 ,表现出了新一代维和行动的主要特征 ,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困境。只要国际社会认真对待维和行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吸取教训 ,找出症结 ,维和行动在今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设和平: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新方向探析

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有必要优化对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参与。建设和平已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也应当成为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新方向。在参与建设和平的过程中,中国应秉持尊重当事国的主体地位和基本国情的原则。就具体路径而言,中国对建设和平的参与可以从经济社会能力建设和人的能力建设两方面出发,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援助结构,推进人才培训及就业,为冲突国提供和平与发展的环境和动力。     

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边缘化的根源——以加拿大为例

作为中等强国,冷战时期的加拿大堪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急先锋和领导者,为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冷战后,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参加联合国维和的大国迅速增多,哈马舍尔德三原则被破坏,联合国维和经费不足、效率低下以及美国、北约对联合国维和主导权的僭越,加拿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地位逐步由盛而衰,呈现出严重边缘化的趋势.中等强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当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必要作出改革,为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积极影响创造条件.     

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面。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进一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联合国维和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几个问题

从1948年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成立至今，联合国维和行动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而敦促有关各方遵守和适用国际人道法始终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重要话题。如何确保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尤其是东道国中央政府及其军队，并通过他们促使反叛组织及其武装力量，了解、遵守和适用国际人道法，以减轻冲突受难者的痛苦，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

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把西方的"实践转向"与中国的实践学说结合起来,以实践逻辑为中介,建立起"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于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国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外资源条件的推动下,发起了以话语实践、创新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的创建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凝聚了创建金砖国家机制和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国参与合作并开展集体行动的共识,这一共识经过金砖国家机制加以确认,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全新集体身份——拥有平等权利和对等义务的金砖国家机制创始成员国,并且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这一身份不断充实和深化。中国利用这一新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新作用,对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私营军事公司参与联合国维和之利弊分析

因私营军事公司具有军事能力强、反应快、成本低的特点，西方某些国家、学者与非政府组织主张参与到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强制行动中来，以克服联合国维和体制中的弊病。目前，国际法与国内法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监督与监管处于弱态，加之其具有雇佣军掠夺性本质，私营军事公司参与甚至主导联合国维和行动有违联合国宗旨与集体安全制度，且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干涉工具，从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

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巨大变迁,是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的事实.它需要我们转换研究视角,将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分析转换成自下而上的过程性分析,也就是转向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实践主体不断在参与实践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新的身份,并反过来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双向社会化过程,其中实践逻辑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化的方向和结果.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然以学习和遵约实践为主要特征,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共有知识和共有身份的形成.同时,中国的参与实践也带有自身特性,表现出整体主义、协调主义和常识主义三大特征.     

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

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是联合国维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联合国非洲维和有效性的重要方式。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联合国维和体系内部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洲新的安全范式的伙伴关系等方面。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建设对安理会大国的意愿、维和决策中各相关方的协调、联合国维和的功能和角色转换以及非洲自身的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为中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论人权法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适用问题

近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中,一些西方军事法学者关于人道法、人权法适用问题的观点及阐释起到了重要的法理推动作用。本文从分析维和行动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入手,归纳了维和行动参照人道法制定具体交战规则的基本点和平衡点,进而提出了反对在维和行动中直接适用人权法的理由及结论,以期保持和修正维和行动的法律取向,促使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浅议维和行动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利益价值——以海地维和为例

中国对海地维和行动采取了更加积极、更加务实的态度,因为它在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价值,有利于实现中国在海地乃至整个拉美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随着中国外交走向成熟,外交政策越来越务实和灵活,中国在今后参与维和行动上将会越来越注重利益价值或潜在利益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