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普罗泰戈拉人学思想之会通

孟子和普罗泰戈拉人学思想有其会通之处:孟子的“人性皆善”的思想与普罗泰戈拉的“人皆有美德”的思想会通“,万物皆备于我”的理论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论会通,深入研究这些会通,可以加深对中西哲学融合贯通的理解。     

中国哲学的包容：从理学到哲学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对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启蒙和变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哲学”一词，系日本学者西周引入。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哲学”之“实”。未来的哲学将是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当“慈善”成为一种“流行”--“慈善”不是富人专利

慈善是一种事业，一种由民众慈善之举形成的社会事业；慈善是一种文化，一种由“爱”支撑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积淀。从某种意义上说，冷静看待中西慈善文化的差异，在传承我们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价值及其本质内涵的基础上，辩证地借鉴和弘扬有利于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人类共同的合理的慈善文化，推动中国的慈善文化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应是题中之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其本身也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式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发展的是“体用有分、体用不二”的中国文化传统,成功破解的是“中西之间、体用之辩”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学理化、体系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身的逻辑建构。     

论廖平的“大同”思想

面对近代以来中西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局势,经学家廖平通过构建大同理想来寻求救国之道。在"救孔"就是"救国"的信仰下,廖平所建构的大同理想乃是以孔经为中心的理想社会。在廖平看来,大同就是以将孔经推之海外以实现天下大一统,且需经历三次三统循环方可实现。根据三次三统循环,廖平指出中国已处于小康,而西方尚处于野蛮时期,然中国文弊颇深,从而主张学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之质,通过文质互易以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同社会。虽然廖平的大同思想有着中国中心主义之嫌,然作为一种学说,其大同思想与同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大同思想共同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积极以大同来设想与规划未来的高潮。     

近代西方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

近代西方于中法战争之后对西南边疆的宗教文化同化,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兴起之际,由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疆民族向“国民”身份转化的一种契机.其间,晚清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首先促成了对边地民族传统“蛮夷”身份的消解;至民国,面对西方宗教传播蔓延的势头,政府及社会精英均深感忧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边疆少数民族、政府和社会几方面力量,共同开启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由“蛮夷”向“国民”的转化历程.     

论中国近代的“自强”意识

“自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历代的有志之士,都奉这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座右铭。这种精神,在近代中国,作为进步思潮的重要内容被洋务派、维新派继承和弘扬,成为激励人们进行爱国御(彳每)活动的动力和旗帜,放射出了璀灿的思想之光。     

“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

“出草”猎人头，是一种消逝了的先民习俗，并非台湾原住民独有，但对“出草”的书写，却是台湾近代以来活生生的文化载体。“出草”在战后台湾文学中被呈现的面容，或诉说了几百年间原住民族的生存、抗争历史；或寄托着知识者缘少数族群问题进行的社会批判与反省，甚而，对萎弱的现代人格之出路的想象；或在当代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的背景下，成为某些主流论述——譬如多元文化主义——的注脚。本文追寻“出草”的文学旅程，一以探求战后知识者响应其时代、探寻思想出路的多重样貌；一以理解台湾的文化生态与现实政治。     

斯密的“自然秩序”思想浅析

一 王亚南先生指出:“斯密是以自然秩序的思想贯串于其全书各篇的。”要确切了解其思想,首先要对“自然秩序”概念有所理解。自然秩序思想被认为是“整个18世纪的思想的柱石”,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近代启蒙运动的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几乎都对“自然秩序”、“自然状态”、“自然法”等概念作出过阐述。约翰·洛克认为,人类进人文明社会以前,曾存在过一种自然状态,由于自然法的支配作用,自然状态是一种有秩序的状态。他们所说的“自然法”并不是以强制性规范为特征的法律制度,而是     

当代中国“文化自觉”之路的困扰与焦虑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来自于“文化自觉”的内在驱动力.审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轨迹,中国“文化自觉”之路之所以充满着困扰与焦虑,这与传统农耕文化的固化与阻力、近代以来文化的闭关与自觉意识的缺失、“左”的思潮和“全盘西化”的干扰、民族文化建设缺乏自我反省的延误、文化价值多元化的冲击等特殊历史背景和境遇无不关联.厘清与反思这一历史脉络,既是现时代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前提和时代诉求.     

“天赋人权”论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之剖析

“天赋人权”论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曾显示出巨大威力,也曾作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但在中国,它却失去了昔日的灵光,历史发展最终宣告了它的破产。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天赋人权”论其所以在中国归于破产,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排他性的特点造成的。这种观点脱离社会的经济、政治而单从文化上看问题显然是不科学的。事实上,中华文化从总体上说,对外来思想文化是开放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中亚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的养料;近代以来更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化。     

浅析梁启超之“开明专制”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在实现民主进程方面,有急进与缓进之别。梁启超根据中国过渡时代的情况,强调新旧政体转换过程中必须要有过渡阶段,即“开明专制”阶段。“开明专制”思想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起步的可贵探索,它弥补了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从文化会通看王弼的“得意忘言”与奥利金的“寓意解经”

公元三世纪的中西方思想界,随着玄学与基督教的兴起,出现了一股解经热潮。中国以王弼等玄学家为代表,提出"得意忘言"的方法来解读典籍,融合儒道思想;西方则以奥利金等教父的释经最为活跃,主张对圣经采用"寓意解经法",会通两希文化。从文化会通的视角来看,两者在背景、语言观、思路和影响等方面都有共性;解经文本的语言也因思想会通而体现出张力性与对话性。通过比较互参,有助于深入认识两种思想的历史内涵。     

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这种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华夷之辨”的近代诠释 ,对“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 ;高扬“心力”的唯意志论倾向 ,否定了古代哲学中的“天命”论传统 ;“以太”说本体论的近代建构 ,将康有为、严复开创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姻推向了新的高度。     

论王国维“完全之人物”教育思想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培养“完全之人物”教育目标的人。他认为：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完全之人物”，就要进行“体育”和“心育”的培养。“体育”是对身体的训练，“智育”是对智力的培养，“德育”是对意志的培养，“美育”是对情感的培养，“四育”不可或缺。王国维在中国教育史上提出了开创性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中日宪政追求“同途殊归”原因探析

１９世纪中叶，中日两国有着十分近似的历史背景：都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转变时期，都面对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威胁，都发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殊为可惜的是，两国最终在法制近代化的道路上却走向了相反的命运，有所谓明显的“成败利钝”之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宪政追求为什么没有成功？一衣带水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又缘何实现了宪政？剖析尘封的历史，中日宪政追求“同途殊归”是有深层原因的。 宪政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化的产物，一国商品经济愈发达，该国实现民主宪政的社会需求和可…     

打好秦淮文化“牌”

秦淮区地处南京城南,因秦淮河自东向西横贯全区而得名。秦淮河素有“十里秦淮”、“十里珠帘”之称。这里,历史古老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名胜古迹斑斓,典故瑰丽动人。自六朝以来,夫子庙地区集商贸、文化于一体,是游客商贾云集的繁华地带,美称“江南锦绣之邦,金陵风雅之薮”、“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彩风流,甲于海内”……。“十里秦淮”将沿岸的六朝胜迹镶嵌在     

元诗“宗唐得古”论

“宗唐得古”是元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也是其主要的理论倾向。本文拟对“宗唐得古”这一趋向所涉及到的一些主要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理论及创作上的特点和旨趣,进行初步的探讨,认为元诗之“宗唐得古”一方面立一定之宗旨,另一方面又多所包容,呈现出一种融通调和的趋势和特点,这表现在诗歌体制、形式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其取径之宽以及学习方法之会通上。     

论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思想为中心

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有着内在的关联。20世纪40年代之前,其对中西哲学之关系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偏颇,或强调中西之异,或突出中西之同;此后,随着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冯友兰对中西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辩证综合的阶段,开始扬弃此前的相关思想,将中西哲学之同与异、中国哲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作了理性的综合;中西哲学被置于一平等的地位,二者的对话和交流不再是单向的,而是真正实现双向的互动。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蕴含深刻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对话、会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天人关系”哲学思想与当代环境理论建构

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至《易传》而综其大成.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和“人为贵”思想的统一.其要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既主张人依赖自然,尊重自然,又反对把人彻底等同干自然;既注重人异于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又反对人凌驾于自然和肆意妄为的主宰自然.这对近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认识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