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概念的再认识——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的视角

政治学的学者基于多元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认为治理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与公共权力的分散化,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新公共管理学者认为治理是指把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与商业部门的管理方法或手段引入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之中。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治理意味着打破政府社会事务中的垄断,在制度安排上引入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体制,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在服务型政府理论视野下,治理在本质上是合作治理,是指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在服务价值指引下,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而产生的合作行为。     

浅析社会治理体系的网络结构及其过渡形式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是一种网络结构。类网络化结构是单一主体治理结构向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结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是通向网络结构的过渡形式。网络结构改变了官僚制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无中心的结构框架,打破了组织的边界,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具有可渗透性和模糊性,密集的多边联系和充分的合作是其主要特色。网络结构内部权力关系、法律关系被新生的伦理关系融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关系。     

迈向公共治理的共和路径

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形成以公共治理为中介的实践共同体。我国在迈向大国治理的康庄大道中,为公共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又面临着一些困境。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公共治理,需要发挥党和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的优势,从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合作制组织及其治理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是官僚制组织的话，那么，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将会依赖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组织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是一种网络结构，它的规则体系是为了合作者开展合作而设置的，它的运行机制是一种高于协作机制的真正合作机制。合作制组织是通过信任而实现着对整个组织的整合的，它的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出服务的特征。     

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当前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转变职能、鼓励和培育新型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新型方式。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转让给社会组织,带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引导在社会治理中的有序运作,形成社会多元治理格局。     

公共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正和博弈关系探究

在治理和善治理论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命令与控制的被动管理网络被平等、弹性、柔化的网络组织结构所取代：传统的采用管制与禁止的单一治理范式进化为激励和促进的多元治理手段。和谐社会视阈环境下．公共治理多元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保护框架构想

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不同领域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生态环境的特性决定了生态环境领域特别适合政府、公众、企业和环保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在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中,政府、公众、企业、环保组织各主体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主体,也不再是单纯的享受服务的主体,而往往同时是诉求表达者、服务提供者、服务享受者、政策制定者。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路径包括多元主体合作设计环保制度、合作提供环境公共产品、合作进行环境监管,并且应当以民主化作为前提条件。     

“治理”视域下的和谐社会构建

"治理"是社会公共管理的一种新理念。坚持主体多元、互信环境、路径多样和追求善治是治理理论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表现的主要特征。"治理"视域下,和谐社会构建的路径主要是:坚持"多主体"治理理念,加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理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公共危机中的多元合作治理: 政府再造的制度选择简

如何规避、减少风险以及应对危机是个人、组织、国家和社会维持存续与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风险、危机的判断、认知、预期以及态度不尽相同，决定了他们在危机情形下的不同选择。而诸层面上的多元选择集合了在不同社会背号下的不同组合形式，又构成了现代公共危机治理形态的多样性并产生了不同的治理绩效。政府再造理论为优化我国公共危机中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供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导。     

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途径探析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全球性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治理主体如何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途径可分为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现代社会治理下的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基于中关村地区X组织的案例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凸显。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主体面临的是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风险社会。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基于环境状况的变化和社会变迁下秩序重构问题的现实考虑。多元治理意味着主体对于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相互依赖。参与治理的各类组织需要通过不断地沟通,进而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行业协会作为市场治理领域中专业类组织,成为影响行业领域及市场秩序的主要力量,通过行业协会行动逻辑研究,能够呈现现实治理语境中不同主体间关系变化的真实状态。文章结合一个服务地区企业的行业协会——X组织的成立、运作及活动案例进行阐述,希望进一步丰富对于组织间关系网络及区域间秩序建构的相关研究。     

探寻新的组织形态的行政学研究

2008年的经济危机预示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这场经济危机是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振荡.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方案,其中,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组织是行政学研究中首先需要加以探讨的问题.如果说官僚制组织是最为理想的承担工业社会治理功能的组织的话,那么合作制组织将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主体.与官僚制组织的线性结构不同,合作制组织所拥有的是一种网络结构.合作制组织将使官僚制组织中的一切病患得到解决,将彻底告别官僚主义和低效率,或者说,它是一种最具有整体效率特征的组织形态.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多中心治理:内涵、逻辑和结构

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成为历史必然。治理是统治与管理的超越,民主政治"多元正义"价值是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形成的前提。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变革迫使治理方式从统治走向服务,服务理念与民主化反过来促成了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产生。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核心,而信任与合作是公共性再造的基础和手段。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城乡基层联动治理的实践形态、运作过程与治理逻辑——以上海X区“大联动”为例

基层联动治理强调以政府为核心,在不打破现有行政组织架构、管理隶属关系和职能分工的前提下,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机制创新、技术运用、流程优化等方式吸纳多主体参与,形成联动机制,以克服科层管理下条块联动不畅、信息孤岛、管理碎片化等缺陷。基层联动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有利于实现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延伸,从事后执法向前端管理服务转变,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性治理转型。但也应看到,现阶段的基层联动治理并未完全摆脱全能主义管制思维的路径依赖,其创新大多还是仅限于政府管理流程和技术优化层面,并未涉及到对基层治理的条块结构、职责分工体系、公共资源配置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等更深层的体制机制的重构,仍需进一步加快基层治理体制法治化进程,厘清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积极构筑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超越平台”:数字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突破——基于“小河网驿”的经验观察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因通过联结多边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与合作共治而备受关注。然而,平台型治理较为关注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整合,而忽视整合后组织结构调适和运行机制创新,高效协同治理的实践效能不彰。基于“小河网驿”公共平台的深度考察,挖掘数字化协同的新模式及其运行逻辑。可见,数字化协同通过价值引导、功能协调、政策反馈、考评监督等方式,突破了平台型治理的既有局限,推动了治理价值的共识重塑、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以及治理机制的长效运作,实现了平台技术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为促进多边协同互动与治理持续创新,需打破传统治理领域界限,兼顾主体价值共创与平台技术应用,以适应数字化治理发展的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