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为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取得实际成效,有必要运用现代法治理念对逮捕程序进行改造。受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和解的轻罪案件,对加害人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应当从宽考量。和解不捕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又易于实际操作,可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破口。     

浅论刑事和解相关问题——以公诉权行使为视角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有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的制度设计,都应当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刑事和解这一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在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教育改造加害人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便成了必然选择。在检察院提起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的范围和内容等问题的立法完善,更是整个刑事和解制度的重中之重。     

简析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与重构

中国刑事和解是刑事案件处理的一种司法革新方式,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促使加害人回归社会。根据现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国刑事和解实践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在犯罪预防、法律权威和司法平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构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中,要注意分层次、分阶段依法进行,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不宜盲目扩大,同时要考虑经济弱势犯罪人的救济方式。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诉讼权利辨析

关于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诉讼权利,存在若干认识误区,影响了刑事和解诉讼价值的发挥.应依托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合理界定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诉讼权利.在自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处分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对加害人的量刑提出建议.厘清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有助于保证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刑事和解与正义之恢复

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西方最新的刑罚价值理念——恢复正义理论,也契合了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有实行的必要。     

从检察权的混合性质角度解答刑事和解问题

刑事和解(V ictim-O ffender Reconc iliation)是一种解决刑事纠纷的新的制度设计,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当前,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和解和有必要,能全面履行检察职责,兼顾国家公诉权与被害人诉权;、更为合理地兼顾正义与效率价值。当然,对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合理界定,既不能过大,也不能太窄。在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应处于监督者地位。     

刑事和解后续工作之浅探

刑事和解后续工作对于完善刑事和解机制、促进冲突彻底解决和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对刑事和解后续工作的探讨还需深化。刑事和解后续工作可从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加害人的犯罪预防和社会化，被害人的保障和保护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刑事和解中的利益权衡

刑事和解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刑事和解通过权衡被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以利益权衡为视角,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当事人双方合意的自愿性、如何规制刑事和解适用中出现的泛化倾向以及如何确保刑事和解发挥应有的社会效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     

浅议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缓解社会矛盾，实现被害人、加害人以及司法机关三赢的良好效果。当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细化相关法律、加强监督制约以及完善配套制度是实现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有效途径。     

刑事和解案件范围论

因和解内涵的理解差异,刑事和解案件范围在立法、司法与学界存在严重分歧。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确定应当立足于刑事和解内涵的重新厘定以及刑事和解与刑事政策在案件处理方面的差别。当刑事和解建立在当事人双方达成谅解而致起诉权的放弃与加害人刑事可罚性降低的前提下,它只能适用于存在被害人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而且,应当遵循宪法原则、平等原则下的差别原则及公序良俗确定其中的个罪能否和解。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