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本文就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入探讨.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一、坚持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立、发展、走向成熟,逐步形成的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要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前提,绝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首先,只有坚持邓小平理论,才能保证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与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邓小平告诫全党: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     

科学地对待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五大"的灵魂.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才能沿着十五大指引的方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而在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态度上,应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进程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有一个过程.首先,是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后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并将其用于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十三届四中全会,称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党的十五大将长期以来使用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表述为"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大会通过的党章.党的十六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明确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这个理论体系的完成.与此一脉相承的结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党章.这个发展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结果,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选择的结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三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个基本问题紧密相联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水平的提高,正是通过对这三个基本问题思考的深化和理论的发展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把握规律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态如何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行动,实现它对当代中国的真理价值,集中表现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同质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最重要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迈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步伐。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指出 :“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重要论断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同志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而且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开创者。在新形势下 ,经济发展具有结构主导型的新特点 ,因此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的劳动、价值和劳动者构成的新特点 ,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 ,探索加快发展的新途径     

科学发展观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观有了新发展,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达到了新的境界.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浅议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运用

邓小平理论合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主体性方面的论断,在邓小平理论及其指导的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中都有所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最新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断,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所谓文明,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的总和。社会在发展,各种文明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丰富了人类文明成     

对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命题的解读

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命题,是我们党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总结和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取得丰富的创新理论成果用以指导实践,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