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研究——基于组织间网络视角

跨域性特征对现代社会危机治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应急管理领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特点,对现代跨域危机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归纳,进而提出了跨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例对当前中国跨域危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进而着重从信息、资源维度对其整体性治理问题进行阐释,认为不同组织在信息、资源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是产生跨域危机治理"碎片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实现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必须结合中国应急管理实际,以组织间网络视角从应急管理组织层面对"碎片化"环节成因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其治理网络中信息、资源整合问题,目前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部门隶属不同、管理层级复杂、多头指挥而产生的协调困难是"中国式碎片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最终,本文构建了跨域危机治理网络分析模型,并对"碎片化"环节识别、整理以及跨域危机整体性治理实现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不但无法适应跨域公共事务治理要求,而且增加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成本、降低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同时也是引发跨域公共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行政区行政、地方利益之争以及地方官员理念的碎片化都是造成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产生的重要根源,导致跨域治理中地方主义、各自为战、分割管理、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性治理正是针对政府管理实践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因而从价值导向、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跨域整体性治理模式就成为解决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的有效路径。     

整体性治理的对比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治理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其产生源自于对新公共管理运动造成的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在其使用过程中存在着与其他同时代前沿理论的混淆状况,将整体性治理与其他易混淆的同时代前沿理论进行对比,从而明晰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内涵。     

跨界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高风险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纠结在一起,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各类公共危机问题被迅速地集中和放大,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各类风险,其中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风险化解能力的难题。跨界危机治理过程碎片化怪相,导致跨界区运作机制瘫痪,秩序混乱。整体性治理,无论从价值意义还是工具意义上,都高度契合跨界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逻辑修正。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及治理手段等方面全面推进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对提升跨界危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当前空气污染与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秩序。北京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重灾区之一。本文试图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为例,旨在阐明空气污染跨域合作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规范研究上,总结了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是跨域治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三个方向;在经验研究上,通过分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归纳了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现象和单中心治理等问题症结。针对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存在问题,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空气污染防治战略,健全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完善跨域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功能,创新执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协调与社会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新模式。     

我国跨域治理研究:生成逻辑、机制及路径

我国跨域公共治理问题持续涌现,在客观上挑战政府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发轫于西方治理实践的跨域治理为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了有力解释,并逐渐成为跨域公共事务求解之道。围绕跨域治理题域,我国学界开展一系列研究,但较少有对跨域治理研究成果进行元分析或系统梳理与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跨域治理知识的再生产与可拓展维度。通过对近年来国内跨域治理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可以展现当下我国跨域治理研究的整体概貌。研究发现,既有研究在概念等理论层面存在分歧;跨域治理生成逻辑存在多种竞争性解释;域外理论框架主导治理机制研究;研究路径相对单一等。未来研究应聚焦跨域治理理论体系建构、审视环境系络差异和理论适用性、反思跨域治理的生成逻辑、创新研究方法,尤其要着力探讨跨域公共事务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     

城市基层跨域协同治理的缘起、特征与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城市基层跨域协同治理是当下和未来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尚未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在整合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跨域协同治理概念,并在协同治理整合性框架视角下,结合具体案例有助于科学分析城市基层跨域协同治理的缘起、特征与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城市基层跨域协同治理肇始于城市空间融合性发展与基层行政体制碎片化安排的共时性叠加;同时,与高层级和具体领域的跨域协同治理相比,城市基层跨域协同治理兼具治理事务多样性和具体性、治理过程日常性和高联动性的特征。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引导基层政府间构建系统性、制度化的协同治理机制,开展综合性、常态化的跨域协同治理,进而在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统筹考虑日益凸显的跨域公共事务问题。     

跨域治理的概念谱系与研究模型

跨域治理是指跨域事务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公共目标和解决共同危机所展开的合作与管理活动。在阐释跨域治理概念谱系的基础上，讨论了跨域治理的过程、结构与整合模型，以期从文献整理分析的角度对跨域治理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探讨，并展望跨域治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及前景。     

公共危机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实现公共危机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政绩导向的静态维稳观到重视公共需要的民生观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民生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实现从政府一元治理到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从机构裂化到部门协同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在治理环节上实现从重应急处置到各环节并重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全流程治理;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传统手段到信息技术手段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数字治理。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以山东半岛为个案

跨域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适应公共治理的多元化趋势及跨部门议题而成长起来的一种合作型治理模式.胡锦涛2009年提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之后,“蓝色经济区”的跨域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差异、机会主义行为、区域政府的保护主义等都制约着山东半岛地方政府之间的跨域合作.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有: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合作模型;树立连续博弈及跨域治理的理念;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参与合作的规则约束机制;建立跨域治理的协调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执行策略.     

整体性学习共同体：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的治理策略

公共危机的特征决定了危机学习应当是多方协调的知识整合行动。危机事件打断了组织的正常秩序,迫使组织对内部要素进行分析与重构,但碎片化的危机学习无法有效缩减组织智慧盲区,致使治理知识难以匹配复杂危机情境。为切实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公共部门组织韧性,需将整体性内核嵌入危机学习行动中,促进多主体知识流动,构建信息长效共享的危机学习网络。本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分析框架,从理念、主体、机制、制度、技术等层面对当前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现象予以分析,归纳出科层权威下的策略应对思维、组织制度惯性、问责负激励等碎片化诱因并提出形塑危机学习共同体的策略。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区域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协作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实际执行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协作进程及其运转机制的分析与评估,发现其虽在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协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区域治理中的"碎片化"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必须构建京津冀都市圈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推进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协作。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体系的整合,构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性协作治理网络是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     

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基于整体治理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在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由于治理主体的不同以及各个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和分类的复杂性,相应的部门对垃圾的治理还是分散的、碎片化的。这种垃圾治理方式使得政府很难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向一体化和无缝隙的方向发展。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对改善当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公共治理的两种范式

以"部门的合并还是拆分"为参照系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范式。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和针对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实现公共利益。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但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分道扬镳。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     

县域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对"宁海36条"的观察

基于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对"宁海36条"政策的施行背景、动态演进和实现机制进行观察.研究显示,政策施行之前宁海县域治理呈现"碎片化",具体表现为政策出台分散化、政策执行碎片化、乡村公共服务缺失化、法治机制低效化和社会治理行政化.宁海县域治理的碎片化直接导致了宁海县乡村治理的濒临"失控",宁海县域治理重心下移至乡村".宁海36条"政策施行之后,通过县域层面对政策目标和执行手段的整合与调整,宁海县域内的治理层级、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技术五方面均发生变革,宁海县域治理模式从"碎片化政府"转向"整体性政府".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