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刑法价值立场

廖天虎在《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法学学科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产生了风险刑法理论。风险刑法为应对“风险”，在刑法的适用上，主张扩大犯罪圈、降低入罪标准，坚持的是行为无价值理论，将处罚的重心由对引起结果的关注转移到行为本身。结合风险社会理论的真正语义和我国国情及我国刑法的立法思路与规定，在风险社会下，刑法应当固守其“重心”，即对结果无价值的坚守，维护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的风险刑法研究

"风险"是德国学者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石,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在我国刑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我国很多学者在进行风险刑法研究时不当地扩大与泛化"风险"的范围。就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与西方高度发达、富裕的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不能以此否定我国社会也存在"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然而风险刑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应对"风险社会"之"风险"。与此同时风险刑法也有其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我国社会某些领域存在的事故型风险,但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食品安全犯罪风险刑法规制之反思

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研究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基本上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一种通行做法。但是，由于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所体现的风险并非贝克所指称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所以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能解释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频发的现状，风险刑法理论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研究应从风险刑法回归到传统刑法的道路上。     

风险刑法观之再审视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构建而成的风险刑法理论理论根基并不牢固。风险刑法与现代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基本价值和精神相背离,应警惕其所带有的明显的重刑化发展倾向。然而,风险刑法的基本理论及其风险刑法观亦包含着合理内核。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我国应将以危险犯的增加、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独立犯罪化为代表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和扩大化趋势作为刑法立法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完善

我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范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欧盟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为样板,在相关法律中确立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同时丰富我国现行刑法中相关罪状的内容。还应当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之"侵犯"行为方式加以深入研究,使个人信息类犯罪的风险具体化。应当严格规范信息持有者的刑事责任,进而从源头上遏制住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发生。     

从弑童案看刑法的社会机能

刑法机能包括本体意义上的规制机能和价值意义上的社会机能。刑法的社会机能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与规制机能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近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惨案凸显了当前我国刑法社会机能不彰的现实。弑童案发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非均衡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失范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不能过分依赖刑法的规制机能。当前,鉴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法律实践中人权保障不够充分的现实,刑法社会机能的定位应当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并重。     

风险社会与刑法撤退

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问题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安全、制度的冲突与风险刑法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从责任主义、法益保护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法撤退的原因,既在于责任主义以及以法益保护为核心所构建的刑法体系的要求,又在于风险社会下除刑法之外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性。     

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机能的冲突和调和

风险社会向刑法理论提出了诸多议题,也为刑法秩序维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的冲突与协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风险社会中,刑法这两种机能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法益保护的迫切需求以及公众对刑法预防和震慑犯罪的作用预期过高。不论是自由刑法观还是安全刑法观都有其缺陷,而合目的且合理的刑事政策应为目前最佳的选择。面对风险社会,法律专家需要注重理性认知之培养。     

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刑法作为对法益的事后保护和风险的事前控制规法,能更好地发挥刑法规范的指引功能,丰富刑法益的内涵。因此,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是现代刑事政策改革的运动方向之一。但如果对风险刑法的存在基础"风险"界定不明,则可能偏离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我国应当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社会背景下积极刑法立法观探讨

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立法观面临困境,而积极刑法立法观因符合当前时代精神,通过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在我国逐步确立起来。积极刑法主义与刑法谦抑性均为我国刑事法网与刑罚结构的转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罪的方面应当更多地倾向于积极刑法主义的立法理念,在刑的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倡导积极刑法立法观须明确边界及限度,其所倡导的犯罪圈扩张范围应当限于新型危害行为、严重犯罪行为、社会危险性上升的原有行为以及部分原本应予劳教的违法行为四个方面。     

“无罪推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我国无罪判决率明显较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国无罪判决基本上维持在每年2000件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千分之四左右,到90年代末无罪率有所提高,最近几年无罪判决数量增加明显,每年的无罪判决超过6000件,无罪判决率也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我国是否应当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刑诉法第12条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某些精神,但尚未确定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在我国的确定仍是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问题域探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正在实现从近代阶级社会向现代和谐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刑法方法向和谐社会的刑法方法的转变，现今刑法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尚缺乏积极的探索。文章提出了刑法方法理论的本体问题、犯罪论体系的构建方法、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方法、刑法的解释方法、刑法适用的价值判断方法、刑法论证方法等作为刑法方法理论的基本问题，期待在这方面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简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刑法视野中的行为概念重构

无行为即无犯罪,所以行为在刑法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回顾行为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古往今来的刑法学人所精心擘画的行为理论,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无论是自然行为理论、目的行为理论,还是社会行为理论、人格行为理论和否定行为理论,本身自有的暗伤使行为在刑法中发挥基础作用时显得捉襟见肘。所以,笔者在客观评价传统的行为理论时提出,行为是行为人利用控制或应该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网络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和行为的恶劣性已经不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所能解决的了．网络商业秘密在需由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调整的同时，将日益需要刑法的调整。在网络环境下，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均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制已明显不足，建议尽快修定相关法律法规或对现有规范进行有权解释、加大对网络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力度。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袭警犯罪刑法规制的构想

袭警犯罪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警察机关和警察的执法权威与尊严,也侵犯了警察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袭警事件的屡禁不止还容易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降低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司法实践中,袭警犯罪行为一般按照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犯罪论处,这样的刑法评价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出袭警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为此,应当完善刑事立法,增加袭警罪,加大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