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之完善

对现代企业来讲,其拥有的商业秘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它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为了鼓励创新,保障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充分发挥刑法在保护商业秘密中的应有作用意义重大。我国刑法关于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简单移植了相关部门法的规定,没有很好依据刑法的基本原理,从刑法的特殊性出发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加以分析和处理,导致了关于该罪的诸多争议。从有力惩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角度出发,探讨该罪在罪过形式、定罪量刑标准、罪刑均衡等方面的立法完善。     

TRIPS体系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与TRIPS协议关于未披露信息的保护规定既具有一致性，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对象、客体、主观方面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程序等方面，对我国法律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与TRIPS协议的要求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相关立法的建议     

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论

由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远程性、无地域性等特点，致使传统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之时往往举步维艰。本文从网络犯罪的刑法界定引出，通过有针对性地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和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归纳域外刑法规制网络犯罪的有效经验，通过比较和借鉴，分析我国现行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方面的诸多缺陷。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现行刑法的具体建议。     

论网络专利权的刑法保护

在网络上某一端专利权的运用可能侵犯到另一端所在国家中的专利权,也可能一项发明创造在网络某一端受到专利法的保护,而在网络另一端则该发明创造早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网络专利权在需要由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调整的同时,将日益需求刑法的调整。在网络环境下,侵犯专利权犯罪的犯罪对象、犯罪客观方面均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制已明显不足,笔者建议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或对现有规范进行有权解释,加大对网络专利权的刑法保护力度。     

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伴随着网络社会而来的不仅仅是方便与快捷,还有屡禁不止的网络犯罪。为了对其进行遏制,《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修改并新增了许多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扩张了网络犯罪的主体与行为,新设了部分网络犯罪的罪名。然而刑九中有关网络犯罪的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不完善、法益保护过于狭窄、刑罚配置失衡等方面。鉴此,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对网络犯罪进行规制。具体包括选择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完善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整合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调整网络犯罪的刑罚配置等。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97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法》的关系，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网络犯罪侦查难点及打防对策研究

网络犯罪，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为侵害对象或者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进行的违反刑法规定的行为。目前，我国的网络犯罪，大中城市是案件高发区；犯罪种类繁多，触及众多罪名；系列性犯罪突出，新型“网络惯犯”开始产生；波及领域广，危害性大。鉴于网络犯罪的侦查存在取证困难、抓捕不易等困难．应从侦查办案和法律规范两个方面加强打防对策研究。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侦查中的损失认定

知识经济时代，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在市场竞争中愈演愈烈。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侦查中对损失予以合理、准确地认定是有力打击和惩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关键。本文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侦查的损失认定现状、损失认定的模式构建和损失认定机制的完善角度予以探讨，以期对侦办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有所启示。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问题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犯罪主体更广泛,犯罪目的更易得逞,危害后果更严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犯罪刑法理论在危害行为、犯罪目的、客体对象、危害后果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目前在刑法保护的应对方面存在着法规法律之间的内在矛盾和越权等问题,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模式、修正刑法规范、完善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解决。     

影响力交易罪的国内立法研究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新类型腐败犯罪，其犯罪客体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客观方面有两方面的行为表现，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相近的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很多方面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因此，在将影响力交易罪国内立法时应作出相应的变通规定。     

诚信与公法关系探讨

诚信不仅适用于民商法 ,在公法领域也同样适用。宪法中应该坚持诚信原则 ,制定宪法要诚实 ,实施宪法要守信。诚信是刑法的内在道德要求 ,在刑法中通过一系列原则规定、制度设计、罪名安排等得以体现 ,并且刑法通过特有的内容和手段 ,推动诚信在全社会的建立。随着行政法的发展 ,诚信也逐渐成为行政法的一种内在要求。     

论判例法在行政法领域优先发展的必要性

在两大法系日益交融的今天,判例法为大多数国家逐渐接受,并与成文法一起互补长短。判例法与成文法共同构筑一个“混合法”时代已经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尤其是在行政法领域,两大法系都是靠行政判例来构建起其行政法大厦的。相对于民法、刑法领域来说,行政法的特殊性、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以及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决定了判例法在行政法领域优先发展的必要性。     

对公安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探讨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其不但拥有行政执法的职能，同时还具有刑事执法的职能。另外，公安机关是一个独立的机关法人，因而还具有民事法律行为。实践中这几种不同的法律行为有时互相交织在一起，使得行为的性质难以认定。由于不同的法律行为引起的侵权行为需要通过不同的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所以就必须对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职前受贿入罪化刍议

随着公务员招考制度改革的深入,大量涌现的职前受贿现象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我国现行刑法却无法很好地加以规制,受贿法网存在着扩大解释也难以弥补的漏洞。本文从职前受贿入罪化的法理漏洞、国际潮流和现实需求等方面,深刻剖析其原理和改革依据,并提出立法入罪化的形式和相应的立法构想,以期对我国受贿罪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卧底侦查的相关法律问题

卧底侦查是侦破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等案件的有效手段 ,阻却违法事由的紧急避险是其刑法理论基础。卧底侦查不同于教唆陷害 ,卧底警察具有不完整的教唆故意 ,欠缺可罚性。卧底警察在侦查中的犯罪行为合法化 ,不具有可罚性。卧底警察不应作证 ,其提供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     

公安行政检查法律规制探讨

公安行政检查攸关公民基本权益之保障,然而,公安行政检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中,均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公安行政检查是一种独立的外部职权行政行为,应与公安行政调查和刑事搜查相区分。为贯彻法治主义和人权保障原则,公安行政检查应从设定权、法律保留、法律要件和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制。     

论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本为民法中的帝王法则,在刑事侦查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如维护刑事司法公信力、规范侦查主体行为、促进诉讼民主、保证刑事司法公正等。刑事侦查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侦查主体在取证中对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都要收集,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大众、知情人、其它侦查机关都要讲究诚实信用。但刑事侦查活动的特殊性使得刑事侦查中的诚实信用应有例外,体现在诱惑侦查、审讯中的欺骗、秘密性侦查手段、侦查谋略等方面。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我国刑事反诉制度构建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尤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最为明确具体。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反诉制度,但利用率极低,应立法明确刑事反诉,并对刑事反诉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同时明确刑事反诉的相关程序。     

侦查权的本性及其演化趋向

学术界关于侦查权法律性质的讨论没有跳开行政权、司法权概念分析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分析的问题所在是没能追问行政权、司法权概念的实质。本文运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工具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概念的实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得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结论。行政权性质的侦查权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这种权力的实施要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的结果是侦查程序发展的司法化趋向。     

中国古代法中的禁榷因素——以禁榷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为例

中国传统的禁榷制度对国家财政、人民生活乃至整个中国法律传统都有深刻的影响。禁榷制度的实行导致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行政犯，相关刑事政策非常残酷；禁榷制度还极大压缩了古代民众的民商事活动空间，抑制了自由平等的民事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