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转型中的预算制度变革——兼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预算是型塑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工具。经由预算制度变革推进国家治理转型是各国普遍的选择。从制度内容上看,西方国家呈现出从注重政府收支的规范治理向注重支出控制、结果导向、公私合作与预算弹性的有效治理转变的趋势;我国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为中心,着力构造实现规范治理的法治体系,同时亦制定了部分旨在实现有效治理的法律规则。从制度供给模式上看,中西方预算制度形成了刚性约束与弹性约束、短期约束与长期约束、地方推动与国家主导、单一功能定位与复合功能定位的不同选择。我国预算制度的发展完善应当是在不放弃规范治理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有效治理,同时综合利用多种制度供给模式,最终实现国家善治的目标。     

平台规则效力判定标准的重构

平台规则是平台治理的依托,通过对其效力的控制,可以有效保障用户利益,优化平台生态。现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关于平台规则效力的判定标准存在认知错误,难以应对网络新问题和实现平台治理优化,需要予以重构。在数字空间,受平台公共属性强化、平台组织化、社会关系与平台规则相互嵌入、平台规则具备强制履行性等因素影响,平台规则已经成为嵌入算法的新型规则,处于合同与法律的过渡地带,特征更趋向规范性文件。平台规则的效力判断不能直接套用格式条款效力判断规范,而应有限借鉴行政规范性文件等的效力判断标准,从主体权限、程序、实体内容三方面加以考察。当平台规则“权限”越位,违反制定、修改、提示程序,或内容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赋权均衡原则、比例原则、非歧视原则时,相应条款应属无效。     

国际合作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就与展望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法律制度。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具有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特点。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在知识产权方面开展的合作,对于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有效执行,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具有更大的舞台。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过去五十年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将在推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和国际保护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选择性亲和”:“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基于宜昌市基层治理的经验调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治建设面临"以规则为中心"来构建法治社会秩序的国家"表达"与多元化的地方法律规则的"实践"上的距离,这是当代基层法制建设的困境所在。经验呈现出一种"新规则治理",其是建立在规则共生和规则多元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的村庄和乡镇两级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规则延伸"通过"规则融通"实现与"规则生成"的一种相互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建构"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三种分析框架来阐释"新规则治理"的指涉意义。新的规则治理整合了政法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求,是成功应对现代转型乡村社会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有效武器。     

竞争中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及法制应对

竞争中立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同时,提升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效益。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仍享受着诸多的不当竞争优势,对此,应在结合域外制度经验的基础上,以竞争中立政策的适用主体与范围为切入点,依据竞争中立政策的基本要求,以政府职能分离规则、防止交叉补贴规则、透明度规则以及合理豁免规则为基本导向,对我国当前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检讨和完善。竞争中立政策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积极参与国际谈判,争取话语权,为今后我国国有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制保障。     

信任是法律运行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

桑本谦在《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上撰文说，一个社会的信任度越高，法律的运作成本乃至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的法治状况就越好，整个社会也越有秩序。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为法律分忧解难，也可以替代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合作。相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则会加重法律的负担，并且会提高法律的运作成本，减损法律的实施效果。信任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资源，在高度信任的社会，复杂精细的现代法律借助于充足的“社会资源”能够运作得井井有条；而在低信任的社会，即便是“欠债还钱”之类的初级法律制度也会因“社会资金”的供给不足而面临重重障碍。要提高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信任度，     

性的自治与规制——在法律规则的视野下对性权利的一种解读

尽管人的进步是和性的解放关联在一起,但是法治意义上的性权利绝不是完全的性自治和性自由,性权利永远都是法律规则与制度下的权利,永远都是与性义务、性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它受制于社会规则,来源于社会合作。因此,性的法治是建立在自治基础上对性的法律控制。具体说,这种法律控制体现在婚姻形态的选择、国家对性资源的配置以及国家权力与私人力量的博弈等环节或过程中。     

海峡两岸商标权保护研究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仍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岸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随着两岸经济往来的不断频繁,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问题,最普遍的问题之一是与商标权保护法律问题。海峡两岸由于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造就了两岸商标法律制度上的差异。两岸为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及WTO相关规则而在商标法上作的重大修改,使两岸的商标保护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经济发展及WTO规则基本适应,也使海峡两岸的商标法律制度具有进一步趋同性。欧盟所建立的统一的商标法律制度及其协调机制,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商标法律制度的协调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大陆和台湾地区可择机建立统一的商标法律制度。     

中俄行政制裁制度比较

"只要有社会就会有法律"(ubi societas,ibi ius)是古罗马人的格言,而惩罚是保障法律规范实施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国家产生后,惩罚也就相应地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     

关于专业银行与行政诉讼的几个问题

<正>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维护专业银行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对专业银行实施金融行政管理和经济监督行为建构了法律监督机制,然而就专业银行在行政诉讼中居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专业银行是否应建立行政复议机构和制度,以及如何对专业银行发布的行政规章进行规范化等问题亟需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给予解决.否则专业银行在行政诉讼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也会影响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实施。     

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运用经济法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超大型国家治理中的地方法治试验及其制度约束

地方法治试验既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又能够科学有效地规范地方政府权力运作。竞争动力学理论从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性驱动和官员晋升锦标赛产生的外在压力两方面,解释了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中国采取“政府集权+行政集权”模式在促进国家统一同时,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规模,增加了国家的治理负荷,引发了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中央试图通过允许地方进行法治试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它能够在统护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中央通过宪制约束、组织约束和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地方法治试验的约束,确保国家整体主义体制结构的实现。地方法治不是一个脱离中国整体法治而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方法论意义的概念。     

“规则制华”政策下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功能转向

中国已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商界利用率不高,经贸规则止步于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简单模仿,总体上偏向于扩大市场准入的传统功能且效果有限。当代国际经济法面临体系性重构,由西方主导的“规则制华”政策的影响与日俱增,但该政策背离了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鉴于此,当下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应积极转向规则建构功能:一是以自身利益为内在基准进行议题盘点,突出自身的规则诉求;二是以制度扩散为外在目标,追求国内制度外溢与对外制度供给,并以“效率提升型”制度为供给特色,从而将本国自身利益与国际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合理利用区域机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规则再造,对‘一带一路’中小伙伴进行制度供给”的改革思路符合中国的实力现状,这一思路既能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经贸合作利益,又能保障新兴大国对内的公共政策自主权与对外的制度话语权。     

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软法之治——以包容性发展为视角

软法之治是解决我国区域经济法制发展滞后问题的有效制度方案之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软法在结构、功能与效力等方面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在区域经济发展领域,软法与硬法之间所形成的制度包容性发展乃是区域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题中之义。在法治语境下,区域经济软法在融入法治的过程中需要在价值取向上秉持善治的旨归,在实施依据上彰显制度的包容,在完善路径上顺应法治的嬗变。     

促进稳定发展的法律类型之比较研究

现代国家的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也促进了法律的发展,法律对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有着独到的优势。现代性法律中具有促进型结构的规范类型的集合,可以概括为"促进型法"。英美法系限制干预型立法以"稳定"促进发展,大陆法系国家依法调控型立法以"鼓励"促进发展。"促进型法"具有内在的促进发展的特定规范结构,是专门促进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抽象性、类型化的规范概念,既有核心内核和中心体系,又有边缘结构。     

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构想

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和谐社会、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国家的法律支持,但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从全局的高度统领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根据我国的国情尽快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并将其定位为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应创设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制度、绿色GDP制度、循环经济的科技支撑和示范制度、抑制废物形成制度、产品回收利用制度等十大法律制度。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过程中,还要理清和调整循环经济促进法与环境法、经济法等相关法律的关系。     

国际经济行政法基本原则：平等保护与正当程序

国际经济行政法是调整跨国经济行政关系的国际、国内公法规范与原则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行政法是政府规制市场的国际协调法。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体现了国际经济行政法中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法理基础看,这两项原则既是理性精神的反映,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以及长期法律实践的结果,它对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提出了全新的标准。从实在法角度考察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在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主要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及反补贴制度,WTO对国内程序法的要求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旨在从形式的平等过渡到实质的平等,建立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法治与宪政规则。     

论中产阶层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发展壮大,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但是,我国中产阶层的理性行为方式还没有完全形成,存在着缺乏社会责任感、行为缺乏有效的社会制约和自我约束、对国家权力的依附性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中产阶层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加强对中产阶层行为的法律规制,主要是进一步加强现代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包括加强物权法制建设、加强市场交易法制建设、完善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社会流动机制、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加强社会组织法制建设等。因此,依法规制中产阶层的行为还应当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交易制度改革语境下协议转让功能及其构造

协议转让是以意思自治为本质之资本市场重要证券交易制度,其具有制度生成功能、完善公司治理功能、社会资源整合和配置优化功能、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的经济品质提升和制度发展促进功能.由于我国证券法制的局限和国家政策因素影响,协议转让规则体系存在很大局限性,制度供给不足,违反了平等性要求,法律规定不足和市场机制缺陷交织.这都制约着协议转让功能的发挥.未来要以金融市场化为基础,贯彻利益平衡原则和效率原则,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法治要求的协议转让制度.     

试析经济法与其他法律的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对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秩序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经济法与宪法、民法、商法以及其他法律的协调关系后认为,只有经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在相互协调中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经济法的与时俱进,才能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