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新维度——定位重塑与体系演进

以2012年步入新常态为标志性时点,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体系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法治系统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并借此实现了"定位重塑"。与此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未来发展路向呈现出"体系演进"中的继承与创新。这种体系演进的道德性基础在于寻求化解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规范性基础在于实施宪法框架下的区域发展治理机制,进而构建硬法与软法合力共治的区域经济法治模式。展望迈向"十四五"的区域经济法治,有待解决"问题引领""价值协调"和"规范协同"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由此增益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良法与善治。     

中国语境下的软法治理的内涵解读

软法之治已被视为满足公共治理需求、强化法治建设的重要路径。但当下中国,软法理念尚未成形,软法在中国面临着理论和制度上的多重问题:软法治理理论依据之建构,忽视了制度与规则的精细设计;对软法治理的定位与评价,满足于工具化的解读,忽略了社会治理观念和治理能力的跟进;适用软法的同时,有关软法治理的范围和限度尚未能准确澄清。由此,为软法治理的存在及定位提供必要的观念和制度空间,确为时之所需。     

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

我国最近20多年的公域之治一直在实践着一种软硬兼施的混合法结构,这在相当程度上彰显出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本文认为,包含着大量本土性制度资源的“软法”,是一种法律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软法与硬法同为法律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它以不同于硬法的方式体现法律的基本特征、实现法律的主要功能,并具有严格区别于硬法的个性特征与独特功能。软法与硬法大致具有法律逻辑上的错综复杂、法律功能上的优势互补、法律规范上的相互转化三种基本关系。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乃是我国解决公共问题的基本模式,这就要求我国公法学回应公域之治的现实需要,在对软法作用加以客观评析的基础上,研究探讨全面提升公域软法的理性品质,并按照宪政精神与法治原则的要求推动中国公法朝着软硬兼施的混合法结构方向发展,旨在全面实现公域之治与法治目标。     

区域法治发展的法理学思考——一个初步的研究构架

随着区域科学的兴起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成为法治国家建设领域中一个全新的论题,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区域法治发展理论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在形成基础上构建的。加强区域法治发展理论研究具有促进法学理论发展与推动现实问题解决之双重意义。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上,区域法治发展的研究应当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维度进行。区域法治发展理论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法治理论体系。     

论六十年法治软环境之缺失

法治之软当属意识层面,法治软实力构建应为法治软环境治理之必备;法治之硬体现为制度与机制,六十年历史可分两段,1949—1978与1979—2009;以经济为参照,前一段为计划经济,后一段是市场经济;以法为标准,乃法制与法治之分野。建国以来,立法成绩辉煌,法律制度日渐完备,但是国民的法治理念与法治意识并没有到位,本文从法治意识、宪政理念、以人为本法治观三方面为切入点,论述了我国国民的法治理念、法治意识、法律精神之缺失是为法治建设之瓶颈。     

论经济软法及其治理机制

文章立足于经济法和软法的基本原理,考察经济软法的研究背景,在分析经济法与软法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考察经济法领域软法的渊源,深入研究软法在经济法中的治理机制,分析经济软法的产生、运行和实现等各环节,并明确经济软法的发展对拓展经济法的发展内涵、体现法治的社会规则自治有着重要意义。     

软法概念的构造与功能

在深受苏联法理学影响的背景下,我国传统法概念中表达出过分强调外部强制力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倾向,这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问题,并在现代社会严重限制了我国法学研究的视野。西方经典民主法治理论过分重视选举民主,这有可能使普通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实际地位有名无实,而这种问题在现代社会不断加剧,在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过程中产生了公共治理和协商民主理论。以这些考察和反思为线索,我们应当在中文语境下再造法概念,从而构造出新的法概念和其中的两个环节——软法与硬法,并利用软法精神推动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使软法的功能在软、硬法的互动中实现。而对于我国法治实践而言,通过实践软法机制来进一步完善我国法治建设大有可为之地。     

包容性发展与经济法的耦合

包容性发展与排徐性发展或歧视性发展相对,它的本质就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公平地共享社会发展的权利、机会和成果的一种发展.包容性发展包括社会包容、经济包容、政治包容、文化包容等多个方面.包容性发展与经济法的本质、理念和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天然耦合的,包容性发展是经济法本质的核心要求,与经济法理念内在统一,是经济法价值的重要体现.实现包容性发展,离不开经济法治保障,因为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是包容性发展的基础,而法治的宏观调控是包容性发展的保障.     

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推进

"减负与转型"是贯穿我国经济改革与法治发展的一条重要逻辑主线。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有助于整体经济系统的优化,实现"减负增效"和"转型升级";有助于通过经济法上的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促进主体负担的公平分配,实现市场主体与政府的"双向减负"和各自转型,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实践中,应改变既往对政策的过度倚重,推进"制度转型"、构建"包容性制度",实现法治框架下持久的"制度性减负"。     

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

随着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风险规制上升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风险预防原则在实证法上的出现标志着立法者将风险规制纳入行政法规范体系之内的努力。但是,由于不得不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风险规制实践对传统行政法治理念构成重大挑战。有必要发展"软法之治"和"参与型行政"等新的制度技术,以求得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平衡。     

空间关系: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式变项

空间关系是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式变项序列的有机构成要素，具有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之学术范式，深刻地影响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取向。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空间法哲学思想，是研究区域法治进程的空间关系的理论指南。从本源意义上讲，以一定的地理单元为载体的自然空间，乃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物的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性条件。空间性是法与法律现象的本体意义上的基本属性。空间关系的概念工具价值意义在于:深刻认识区域法治现象的空间性，理解区域法治现象的自然空间条件，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社会空间特征，探讨区域法治进程的空间类型转换，以期对大变革时代区域法治发展的实现路径作出合理性解释。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研究

在大湾区的整体融合中,必须法治先行,只有解决区域法治冲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粤港澳协调发展的瓶颈问题,让大湾区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引擎,带动国家区域发展。在面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法律体系,且地方主体权限不同及经济互补性减弱的情况下,需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区域协同立法经验,从立法协同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与探索。坚持"一国两制"、以经济发展为主导、"求同存特"等原则。在立法协同路径上,通过建立立法协调机构到制定统一的"示范法",逐步开展与仲裁一起稳步推进,为将来台湾地区的回归及与内地的协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软法的道德维度——兼论道德软法化

软法乃公共治理在全球范围勃兴之产物。软法亦＂法＂,软法乃非典型意义之＂法＂;软法与硬法相对而生,而＂法＂之共性则彰显软法与道德质的区别。道德不是软法,但理论与实证均表征道德可以软法化。道德软法化是＂以德入法＂于公共治理领域的又一次渗透,是道德思维在软法秩序中的延伸;且此种延伸在＂依法治国＂、＂法治立国＂的当下必须遵循一定的界限与尺度,以发挥其的良好独特调整功效。     

社区治理中软法之治的困境与出路

将软法引入社区治理中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选择。但是由于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之治存在着软法制定主体的非理性化、软法创制的非规范性、软法实施的非强制性、软法效力的非层级化等困境,我们需要通过明确软法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培育社区治理主体的法治精神,创新社区软法的有效实施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社区治理的软法之治。     

软法国内化的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对“软法亦法”观点的商榷

通过对软法国内化演变的追溯可以发现,软法理论的特点在于强调软法的实效性。软法论者以能否运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这一标准将扩展后的法范畴划分为软法和硬法,其实质是从保证法实效实现的要素角度对法进行的一种新的划分。但这种划分造成了保证法实效实现中的二要素——认同与强制的机械分离,特别是在软法的触角从社会法领域延伸至国家法并导致国家法领域"一分为二"之后,更引发了软法理论与既有的国家法理论之间的冲突。在目前我国法治环境质量不够好的情况下,不适当地提倡软法对我国法治进步容易产生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如何真正推进法治,包括真正实现"软法之治",是目前软法研究首先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     

对“软法是不是法”之讨论的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软法现象日益受到法学界的关注.“不是应该将软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学术界争议的焦点.根据传统的国家法概念,软法因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而被排斥在法学研究领域之外.但是,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发展态势却预示着“法治国”理念下软法对于建设民主法治,促进公域之治由国家管理模式向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性.于是,“我国的学术界应该如何对待软法”逐渐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     

中国公域软法之兴起及其背景解析

软法与改革开放的兴起相伴而生，其后存在深刻的根源性。软法兴起以法治成为主要的社会治理模式为前提，并需要具备一定的外生和内生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法治成为主要的社会治理模式为软法的兴起提供了兴起的前提基础。同时，改革开放促使一元的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元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公共治理模式呼唤软法之治，另一方面，硬法也凸显出其自身的缺陷。这两重因素共同作用为软法兴起提供了外生条件。最后，改革开放造就了多元的利益结构并且肯定其合理性，创造开放了软法的制定领域，保证主体之平等，实现言论的自由化，为软法的兴起提供了内生环境。     

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律正义的主要成因在于法需要有正义的进入 ,需要以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 ,以导引法和法治在其基本路向上达致比较理想的境况 ,使社会主体从法律秩序中获得正当利益。而法一经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 ,其本身转化为法律正义 ,法的规格和精神品格便也因之而升华。正义是检视或评判法之良恶优劣的无以阙失的标准。正义之中包含大量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规范。在法中摒弃或作贱正义 ,便会使法沦为恶法或劣法。正义观念是促进法的进步性的变革的经常性力量。正义也是法之阙失的一个重要弥补力量。法律正义注重以富有理性的方式实现其价值 ,注重建立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制度 ,注重在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经济机会、社会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确立、维护并保障实行正义的制度。这是正义的主题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题。法治如若漠视以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为其精神中枢 ,就易于甚至必然会蜕变为精巧的、层次更高的专制暴政。实现法律正义价值 ,也需要注重形成和实施合乎理性的补偿制度和处罚制度。法律正义的实现 ,在中国与法治国家之建设有着无可阻碍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渊源于法和正义的天然联系。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正义之治 ,就是以充分体现正义的良法美制所实行的治理。     

包容审慎监管视角下平台经济竞争失序的法治应对

平台经济的竞争失序主要表现为初级程度的滥用平台内优势地位、中级程度的妨碍平台间互联互通、高级程度的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三种典型样态。包容审慎监管在促进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以产业主管机构为主导的监管存在重产业规制、轻竞争法治的遗缺,导致我国监管应对平台竞争失序不力的窘境。针对平台经济的监管亟待改革,应当回归竞争法治路径,对包容性监管与审慎性监管予以平衡,促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管的良好衔接与兼容。在具体法治对策上,一要协调《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与《反垄断法》规则的衔接关系,精准规制滥用平台内优势地位的行为;二要引入平台竞争秩序监管的“位阶规则”,审慎规制妨碍平台间互联互通的行为;三要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有效规制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     

区域治理的“良法”建构

相对于全国性法治方略之施行,区域治理在遵循宪法、法律及保持法治战略性统一前提下,积极推进具备“良法”品性的制度构建,跟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势,科学规划多样性、协调性规范体系;防范区域内歧视性制度屏障,维护区域民众权益,实现“以民为本”在区域制度中引领价值;矫正法律形式主义的体制缺陷,审慎对待区域治理的“规则移植”,积极认同区域民俗习惯的制度意义,真实兑现区域“良法善治”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