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没有独立于政治的司法

司法权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撑和保障。事实上,司法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司法只有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其作用才能真正显现。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司法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曾说道：司法独立的神话是为了平息败诉方的不满而设计出来的,我们美国人有理由为我们的司法所达到的独立程度而自豪。事实上,它是我们司法权威的支柱之一,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司法绝对地与政治分离。     

政治、审议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

凯斯·桑斯坦是当代美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宪法学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复兴的理论主将,桑斯坦建构了以审议民主为中心的政治、宪法与司法审查理论。在政治理论中,审议民主构成了共和主义政治区别于多元主义政治的关键;在宪法理论中,美国宪法规定了以审议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私人的"赤裸偏好"不是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依据;而在司法审查理论中,法院的角色是审议政治的审议者,因此要求一种能动的司法审查。     

美国法院系统司法权的政治性

司法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根据美国宪法,司法系统应保持独立性和政治中立性.但是,司法系统在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过程中,在抵制立法权和行政权干扰的过程中,必然和政治权力发生各种各样的纠葛,使他们事实上不能真正超脱于政治之上.在美国,司法展现了很多重大的政治冲突.在制宪者所设计的分权与制衡政治架构中,司法部门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根本不可能摆脱政治权力之间的角逐与冲突的命运的.     

美国少年司法的新近发展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地———美国 ,它的少年司法体系的改革令人关注。本文回顾了美国少年司法政策的发展历史 ,并系统地检验了美国少年司法体制 ,总结了美国少年司法的历史 ,阐述了美国少年司法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这些发展推动了学者们对美国少年司法的深入研究 ,从而为处理青少年偏差行为指明了合理、有效的策略。本文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治策略和媒体对少年司法的公共政策的影响问题 ,最后探讨了将来美国少年司法领域中可能出现的争议。     

美国违宪审查基准理论初探

宪法是政治法,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格;加上宪法所具有的抽象性与不明确性,使司法违宪审查中经常面对政治上的争议事件和人民基本权利的争议事件,因此,常常引发法律与政治之间陷入紧张关系之中。那么美国联邦法院是如何把握介入这些争议的限度?其对政府其他分支进行违宪审查的基准是什么?本文整理美国违宪审查基准的理论,以期作为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建构的他山之石,同时也期许一种更规范化的宪法研究方法。     

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

本文着重考察"公案"这类特定案件的司法过程,从中观察和分析中国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文章分析了民众、媒体、为政者和司法官四个主体及其相互间的角力关系,分析了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分析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认为司法与民意、媒体的角力,不能仅仅基于司法独立原则,而应当强调被告公平受审权。总之,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司法的政治角力应当加以规制;通过制度设计,有的关系可以回归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仅会有更好的法律效果,还会有更好的社会效果。     

从政治与司法双重视角看“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因贯彻了"群众路线",其客观效果与边区政权的政治需求高度一致,所以在19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得以推广。它已跨越了司法的边界而成为政治的手段或方式;但作为一种纯粹的司法技术,它是一种处于普遍性法律规则与乡土社会民间法冲突中权宜变通的司法模式,是中国司法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     

法院“案多人少”与国家治道变革——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司法忧思

"案多人少"通常被归为四个原因:1.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2.司法便民措施的采用;3.若干新法的颁行;4.法官数量过少。它们虽不同程度存在,但根本上是公共政治审议机制萎缩、公民缺少诉求表达方式、矛盾纠纷拥堵至司法领域的不同表现。以增加人财物供给和优化内部管理体制为路径的司法改革设计是有局限的。诉讼救济与政治机制不能相互替代,否则会导致二者功能紊乱,造成司法过程与政治过程的双重失灵。缓解法院负担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从国家治道变革的宏观视角下予以重新观察,应当通过疏通政治过程,从根本上减少司法负荷。     

余胤良:华裔政治明星被FBI斩落马下

正156年来美国加州首位华裔州参议员,贪腐、试图倒卖军火的司法公敌;最近,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美国华裔政治明星被FBI斩落马下。在美国华裔社会,65岁的余胤良拥有很多耀眼的光环:156年来美国加州首位华裔州参议员、加州食品安全领域"年度立法者"、政界反暴力和色情斗士,被视为华裔移民实现像奥巴马那样"美国梦"的代表,曾竞选旧金山市市长,还差一点儿成为加州州务卿。     

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范围研究

《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司法行政机关运用行政复议手段在化解争议、定纷止争方面,发挥了愈来愈明显的作用。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行政复议作为层级监督、行政救济的功能将在司法行政领域得到进一步彰显。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入变革,司法行政工作的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亦逐渐凸显,特别是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范围的修改更显得紧迫。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范围的确定,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漫议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政治与司法改革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乃是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的政治语境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政治改革必定涉及司法机制和相关原则的调整；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司法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将推动政治改革和发展，而不仅仅是纯粹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变革。当代中国直面的这种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政治语境乃是历史性地生成的。     

关于美国证券仲裁发展的几个重要判例之评析

美国证券仲裁发展伴随着一系列针对对事前约定仲裁证券争议的协议的法律效力的司法判例。最初的判例否定了事前约定仲裁有关证券法的争议的协议的法律效力。随后,判例的思想被延伸至有关证券交易法的争议。随着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一系列案例最终确定了事前约定仲裁证券争议的协议的法律效力。     

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保护缺失——以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为视角

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是第一起针对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提起的诉讼。此案于2014年7月取得阶段性胜利,确定了国家安全审查程序问题的可诉性,且在程序正义与财产权两方面维护了三一集团的利益。然而,三一集团仍难以获得全部涉案证据材料,且国家安全审查的实体内容仍然不受司法审查,真正的救济因而难以实现。综观国际国内司法体系,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缺失是普遍存在的。从规则上讲,美国国内法、WTO规则均无法为外资企业提供任何指引,从救济渠道上看,美国国内司法救济与国际投资争议仲裁均无法为之提供救济,且国际社会并无意愿通过合作解决此问题。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审查的政治内核,同时,也反映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的固有缺陷。     

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

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对司法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合理定位具有重大意义。司法与政治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二者保持适当距离有助于增进政治的合法性。司法相对独立于政治是司法良好运行的基本前提,通过司法控制政治是现代政治规范发展的重要模式。司法无法脱离政治属性,更不可能去政治化,而应对政治作出适当回应。但绝不能把司法简单等同于政治,更不能把司法看作是政治的附庸。司法虽然承载着政治职能,但司法政治职能的有效发挥是通过相对超然于政治的司法运作机制来实现的。司法政治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政治对司法的合理尊重、维护司法的应有独立地位为前提,一个淡化对司法的强制控制而注重尊重司法规律的司法,方可能实现政治目标的最大化。     

珍视司法改革的政治认同

《中国的司法改革》体现着中国对于司法改革的政治认同,展现了司法改革所享受的优厚的"政治待遇"。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布司法改革纲要的目的是规划和部署未来的改革,发布司法改革白皮书的目的则是总结和展示既有的改革成果。对某项工作的总结、展示固然重要,而对未来的规划、部署会更令人兴奋不已。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的发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司法改革的规划更加重要,因为它第     

拨偏与复位: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探究

究其本质而言,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属于政治与司法的关系问题。由于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存在所追求合法性内容的不同,其关系存在紧张乃至抵牾的可能。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下,由于党对合法性资源的追求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方面出现了"泛政治化"、"去政治化"两种不良趋向。在法治框架下,构建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良性关系,需要同时进行政治法治化、司法技术化,使得司法在党的领导下复归其本源特性。     

论美国对自动执行条约与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区别

把条约区别为"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做法是条约在美国的国内适用中的一项长期确立的和最为著名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并非所有的条约都具有能被个人在美国法院直接援用的效力。尽管"缔约方的意图"曾经是"自动执行分析"中的决定性要素,但现在越来越多地考察美国立法机构的专属立法权力、美国司法机构在对外关系中的职权限制、条约是否包含个人诉权、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指示等。美国法院对自动执行标准的若干"创新",实际上是放弃司法机构在实施条约中的核心作用,支持外交事务权力越来越多地向政治机构聚集。这些做法表明,美国从"宪法上的一元论国家"变成了"事实上的二元论国家"。     

司法如何介入政治

法治以司法为依托,司法对政治问题的介入与干预,因之也成为现代法治政治功能凸显的标志。然而,司法的执法性、被动性等固有特征,又使得法院在介入政治问题时必须受着一定规则的限制。本文通过对司法介入政治的范围、力度、时机等方面的考察,认证了司法对国家权力制约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民主体制下司法的正当角色问题。政治问题、个案解决、时机成熟及穷尽救济等规则的确立,因而成为法院面对政治问题必须的司法规则。     

气候变化政治角力的司法制衡

当政治程序难以解决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纠葛时,寻求司法救济已成趋势。法院介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纠纷,对案件作出裁判,必然涉及政治立场的选择,与其他政治力量形成互动关系。为了避免法院角色正当性之争,美国联邦法院形成了将政治目标寓于规范阐释、避免作出全输全赢的判决等司法策略,实现了支持环境保护的政治目的。面对正在出现的气候变化行政诉讼,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法律规范容许的解释空间内运用司法策略化解难题,而不能依赖不予立案加以回避。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