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法情境下刑事追诉时效的期限选择

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在法理依据方面具有多样性,“从旧论”和“从新论”反映了跨法情境下刑事追诉时效的期限选择。刑事追诉时效制度法的属性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考察。其本质在于国家追诉权的放弃,具有可溯及既往的属性,1997年《刑法》修改体现了国家追诉权的延伸,达到了风险社会下保证最佳司法效果的目的。通过梳理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脉络,验证溯及既往适用新追诉时效的规则,确定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程序法的属性。跨法情境下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在适用过程中,需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检视和信赖保护原则的限制,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应审慎地采取“一切有利于被告人”的观点。     

党政纪处分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数额和追诉时效

党政纪与刑法同为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的重要制度。在党政纪处分与贪污贿赂犯罪刑事处罚衔接适用的过程中,要厘清各自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党政纪处分与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法律衔接适用时,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数额要结合党政纪处分是否是终局性处分而确定;确定追诉时效时要类推适用刑法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以平衡追诉时效制度和刑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关系。     

重婚罪疑难问题研究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无效婚姻可以成立重婚罪。我国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在罪状表述上照搬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对事实婚姻加以认可,导致同时娶两妻在定性上的矛盾。因法律重婚而构成的重婚罪是结果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之日开始;因事实重婚构成的重婚罪是继续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终了之日起开始。     

谈追诉时效期限的计算

在追诉时效制度中,追诉时效期限的计算是一个重要问题。各种犯罪都有追诉期限,但不同的犯罪却有不同的追诉期限。如何根据法律规定,计算不同的犯罪的追诉期限,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把追诉期限分为四格,即:(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     

谈单位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单位犯罪的域外管辖权如何确立,对单位犯罪如何确定追诉时效,单位累犯如何处罚,这些问题均是刑法立法的盲点,应通过补充立法予以解决:1.中国单位在境外犯罪应接受中国刑法的管辖。2.对单位累犯应当设立累犯制度。3.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制度。     

谈单位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单位犯罪的域外管辖权如何确立，对单位犯罪如何确定追诉时效，单位累犯如何处罚，这些问题均是刑法立法的盲点，应通过补充立法予以解决：1，中国单位在境外犯罪应接受中国刑法的管辖。2．对单位累犯应当设立累犯制度。3，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制度。     

涉林渎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标准探究——从经济损失的角度入手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具体的制度中常常存在量化标准的缺位。在涉林渎职犯罪中,已经明确将以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之外的其他方式作为的渎职犯罪,定性为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但对于该类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等升格量刑的标准,仍存在立法和解释上的不足,导致量刑畸轻,同类犯罪易发、多发。量刑标准的确立应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侵害法益的差异性、立法技术的统一性等多重因素,在此基础上可推之,涉林渎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宜遵循现有司法解释对渎职犯罪升格量刑的一般规律,将其确立在立案标准的5倍以上为宜。     

食品安全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生产销售数量大,后果严重;网络化、跨地域化特征突出,犯罪的重灾区相对集中;生产、销售隐蔽,多披着合法企业的外衣;犯罪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以及犯罪多与渎职犯罪相交织。刑法立法保护的滞后与缺陷、行政刑事执法惩治不力、行政移送刑事执法难,是导致食品安全犯罪频发的法治因素。在此情况下,立法与执法机关应积极拓展案源,开展侦查取证;完善监管法律制度,构建法律体系;行政与刑事执法衔接,形成打击合力,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溯及力原则中“不认为是犯罪”之认定

刑法溯及力原则中“不认为是犯罪”的认定除了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外,还应特别注意新旧刑法对空间效力、限制责任能力人犯罪追诉时效、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类推制度、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及对构成犯罪的要件、情节、条件的不同规定。     

渎职犯罪主体研究

通过对我国渎职犯罪主体立法状况的回顾和与部分国家、地区渎职罪立法比较 ,当前我国渎职犯罪主体法律规定的缺陷表现在 :一是刑法对渎职犯罪主体的规定与我国现实国情不符 ,存在较大漏洞 ;二是渎职犯罪法条过于细化 ,条款比较繁琐 ;三是部分法条的犯罪主体与实践中行为主体不符。我国立法应将渎职犯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同时对现行渎职罪的罪名进行适当修改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腐败犯罪的基本社会原因分析——以紧张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的糅合为视点

当下,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期,腐败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成为一个重大且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腐败犯罪可以划分为贪利型的贪污贿赂犯罪和弄权型的渎职犯罪两类。紧张理论或者社会学习理论单独适用具有解释上的局限性,唯有将二者糅合运用,才能恰如其分地对其进行分析。两类腐败犯罪基于不同的文化目标,在制度性手段难以满足其追求时,形成基本相同的紧张状态,为缓解这种紧张而学习他人的犯罪行为并实施之,因而形成腐败犯罪。     

我国刑法追诉时效制度之检讨

顺应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我国刑法中也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但就现行刑法的已有规定而言，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关于追诉时效的起算，仅考虑了犯罪行为的时点，而忽略了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产生不同步的犯罪行为。关于“法定最高刑”的规定，含义不甚明确，应当进一步明确。关于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规定，应当将“立案侦查”改为“立案”，将“立案侦查的机关”扩大化，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修改为“只要是立案侦查的案件，行为人在逃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渎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同属于职务犯罪，但渎职犯罪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目前渎职犯罪缓刑适用过多，可能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赖。只有正确认定渎职犯罪的规范构造才能正确量刑。基于刑法教义学，否定将主观方面的差异作为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标准，重新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态和主观徇私的地位，并进一步对渎职行为和重大损失结果进行规范认定，进而推出行为类型的差异，才能得出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定依据。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与相关犯罪出现竞合时应当以数罪并罚为处理原则，以从一重论处为例外。规范认定渎职犯罪并对其进行精准打击，符合刑事政策上的合目的性。     

论我国行政处罚时效制度的完善——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行政处罚的时效是行政处罚制度的重要内容、行政处罚时效依其所适用的不同阶段,分为追诉时效,裁决时效和执行时效三类,各种处罚时效应根括其特性和目的设定合理的期限和起算时间。我国行政处罚时效制度存在着时效种类单一、时效的期限和起算不甚合理的缺陷。完善我国行政处罚时效制度的主要途径是增加处罚时效的种类,合理设定各种处罚时效的期限,准确界定处罚时效的起算时间等。     

特定渎职犯罪的前案研究

特定渎职犯罪都存在一个“案中案”的前案问题,厘清前案的概念、性质、范围、标准,有助于明确我国刑法中五种特定渎职犯罪前案的范围,廓清前案犯罪主体与渎职犯罪主体的关系,解决前案与特定渎职犯罪的管辖,有效预防和打击渎职犯罪.     

以立案侦查为时效终期之检讨——从《答复》的规定切入

我国刑法只明确规定了追诉时效始期而未规定终期,这势必给司法上的时效审查带来困惑与混乱。最高人民法院以准司法解释(《答复》)确定以立案侦查为其终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适用的混乱问题,但是在法理上有违追诉权本质,并致相关立法规定间相互矛盾和引发审前超期羁押。基于时效制度设立目的主要在于限制国家求刑权以保障犯罪人正当权益,并为维系法条之间的协调性、实现司法分权、防控超期羁押,追诉时效的终期应以起诉为时间节点。     

论“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我国《刑法》第88条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中“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两种情形,但由于适用条件不够明确,兼之“立案侦查”作扩大化解释,致使追诉时效的停止成为一般样态,无限扩张了国家的刑罚权.妥当的办法是建立健全时效中止、中断制度,明确审查期间不停止时效进行,限制因被害人控告事后审查应否立案对时效的无限延长、确立追诉时效计算的个别化原则.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行为要件及其追诉时效

本文从法益侵害的角度论述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实行行为,认为只有对本罪法益的侵害具有现实紧迫危险时,才可能成为本罪客观要件的行为.以此为理念,文章提出了本罪的实行行为是"拥有"与"不能说明"的粘合体,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文章认为本罪是追诉时效制度的例外,其是"追诉之罪",并不存在追诉时效问题.     

质疑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冲突论

以游民意识与主文化的冲突为视角解读农民工犯罪问题，面临着文化冲突理论适用场域的差异、游民意识的存在、农民工犯罪亚文化的形成等疑问。而从根本上讲，制度性障碍造成的不良生活环境是农民工犯罪的主因，因此以文化冲突理论解读农民工犯罪问题，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