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分析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调治理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方式协同化、治理模式开放等理念对于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分析，结合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从政府理念更新、治理主体多元、政府跨部门协同和加强危机预防等路径耘实现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调治理的转变。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善治视阈下的社会协同治理

实现善治是我国社会治理改革的目标取向,加强社会协同治理是实现善治目标的必由之路,是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新要求。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善治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现状存在的困境与不足,文章认为以善治为目标取向的社会协同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乘数效应、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不断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协同治理监督体系。     

社会治理进程中协同理论运用的法律保障探析

"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社会协同治理是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基于对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政府应重视协同发展理论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制度。协同治理必须通过强化制度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政府应通过改善、加强立法,健全培育制度以形成合力,并以制度的改进加快社会治理的改革,最终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协调发展。     

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优化

危机管理碎片化倾向是我国城市危机管理面临的潜在共性问题.走协同治理道路,提升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是危机管理破除碎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文章在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要素基础上,基于危机管理4R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协同预警能力、协同应对能力、协同恢复能力、协同削减能力等.从四种治理能力出发,结合我国城市危机管理实际,提出构建和优化我国城市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电子政务与政府协同管理模式的发展

电子政务的出现,冲击了层级节制的集权体系,调整了政府部门边界,增强了政府部门的协作,改变了政府管理主体的构成。电子政务催生了协同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内部纵向分权协同管理、政府部门横向整合协同管理和政府与其他管理主体协同管理。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绿色价值链推进环境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究——基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

环境协同治理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但多元主体间价值、利益的结构性困境导致环境协同治理大多停留于倡导阶段。通过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构建绿色价值链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环境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评价指数的发布,激活和提升了社会对企业污染行为及政府监管的舆论监督有效性,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信息支持;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等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使企业成为推进环境协同治理的主动参与者,是构建绿色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环境协同监管良性的反馈闭环,有助于培育环境协同治理必需的社会信任,为绿色价值链的构建奠定社会基础,推动着环境协同治理的持续发展。     

基于协同治理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以沈阳市和平区为例,基层医疗服务存在服务网络建设不完善、配套设施老旧、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服务理念和服务质量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等问题,需要通过协同治理改变原来将政府主导等同于政府唯一主体的治理格局,用政府部门间合作、区域合作、央地合作、公私合作提高治理成效,适应医改政策导向,满足居民所需。     

“超越平台”:数字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突破——基于“小河网驿”的经验观察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因通过联结多边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与合作共治而备受关注。然而,平台型治理较为关注多边公共平台的网络整合,而忽视整合后组织结构调适和运行机制创新,高效协同治理的实践效能不彰。基于“小河网驿”公共平台的深度考察,挖掘数字化协同的新模式及其运行逻辑。可见,数字化协同通过价值引导、功能协调、政策反馈、考评监督等方式,突破了平台型治理的既有局限,推动了治理价值的共识重塑、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以及治理机制的长效运作,实现了平台技术与协同共治相结合。为促进多边协同互动与治理持续创新,需打破传统治理领域界限,兼顾主体价值共创与平台技术应用,以适应数字化治理发展的新需求。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不断实现新的突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市场化改革也成为政府改革的航向标。然而,由于政府在行政规制、政府审批、社会资源控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导致政府效能持续低下。政府迫切需要由无限放大的管理型政府转为创新、法治、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如何实现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治理则是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关键。     

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协同治理研究

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成因复杂、治理主体多样、防治难度大,已经成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协同治理以其协商沟通的方式、多主体参与、自组织的建设等理论特性,为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资料提供了一种方法选择。文章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探究了手机依赖症协同治理的内涵特征,探索了手机依赖症协同治理的路径。     

协同视角下的大学生学风建设研究

大学生学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学风建设是高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笔者基于对某高校学生和学生管理者的实证调查,探究大学生学风建设的现状和困境,提出协同视角下的制度协同、主体协同、环境协同和手段协同"四位一体"的大学生学风建设策略。     

中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的内外部关系结构及优化路径

协同治理是处理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常用的机制，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通过建立协同治理的组织来提升治理效果，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纳，并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目前中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组织内部呈现出纵向嵌入的层级结构和横向交叉的职能嵌套相结合的特点；在与外部组织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生态环保组织的“枢纽”功能、非政府组织的“驱动”功能和其他协同组织的“桥接”功能。由此，未来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协同组织可以通过结构优化、功能耦合以及系统提升等路径，促进实现组织的向内收缩、向外整合以及自我优化。     

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合作研究

环境问题已成为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机制面临碎片化状况严重,缺乏协同发展利益协调补偿机制和权威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等困境,这主要是由协同机制法律法规不完善,GDP主导的晋升考核机制和环境治理合作意识薄弱等原因造成的。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发展的研究是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应加强京津冀环境治理合作理念建设,完善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环保机构,制定统一的环保政策,建立和完善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法制体系等,以促进京津冀发展。     

论电子政府与透明政府的协同发展

电子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但是 ,如果仅仅将电子政府的建设理解为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改善政府的管理 ,而没有同时注入透明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等新的理念 ,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会将当代公共行政引入新的困境。因此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 ,必须坚持透明政府与电子政府的协同发展     

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监管的对策建议——以服务型政府理念为理论基础

现代社会呼唤政府将以人为本作为行政理念来实施大政方针,进行公共管理。这就要求政府在具体行政过程中,以服务型政府为追求目标来进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逐步扩大为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问题。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己经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作为行政监管的一个方面,需要政府按照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要求来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深入探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性”特质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困境和难题的突破。而协同意识与规范意识不强、传统管理思维下导致的治理主体地位不平等和各治理主体间的权责界限不清晰正成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重塑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整体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及优化协同共治的结构体系，为消解困境难题提供新思路和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