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互联网发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深入推进网络强国战略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有效发挥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推进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当前,网络信息技术正在引发社会治理模式的革命。互联网的特点是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具有跨国界、跨     

中国行政管理学领域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徐晓林教授:"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的互联网虚拟社会风险治理研究"2011年11月26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晓林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的互联网虚拟社会风险治理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武汉举行。当前加强和改善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是我国执政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重大挑战,如何识别互联网虚拟社会的潜在风险,对其进行预警防控,是新时期党和政府亟待解决     

构建创新型网络社会治理体系——以网络社群治理为分析对象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空间日渐融合,网络社群的影响力超越了网络空间。网络社群不仅是一种虚拟空间的产物,而且在社群互动模式、地理社区的网络社群化、社会组织的去实体化等方面与现实社会产生融合。这种线下融合趋势客观上要求网络社群治理在思维方式与制度层面产生变革,应综合互联网治理和社会治理,构建多元化、协同化、智能化的创新型网络社会治理体系。     

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治理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碎片化传播方式弱化意识形态凝聚力、信息算法推荐技术削弱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风险、西方媒介霸权威胁意识形态权威性等方面,为此需要从构建治理格局、完善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增强治理能力等方面加强治理,不断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     

网络社会风险多,公众安全素养如何提升

网络社会在给人们开阔的视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隐含着诸多深刻影响人们生活、工作和精神世界的风险。如何防范和治理网络社会风险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加强公民网络安全素养的培养,不仅可以提高普通网民对网络社会风险的防御能力,更有利于网络安全社会的构建。只有坚持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同步推进,才能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民。     

社会控制论视野下的虚拟社会治理机制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互联网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现实社会的稳定。当前虚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是重点治理网络暴力、网络隐私侵害、网络侵权和网络道德失范。从社会控制论的视野看,虚拟社会治理中控制主体、控制对象及控制方式等是关键环节,三段式的虚拟社会治理机制应是较为有效的。     

政府动员型治理：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权力结构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内部结构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互联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互联网的狂飙突进催生了复杂多样的网络治理问题,互联网治理现已成为当前世界性难题。中国互联网治理采用政府动员型治理模式,其权力结构表现为纵向权力和横向权力的叠加。当前看,我国互联网治理权力结构在实践中面临权力主体有待廓清、权力机构有待整合、权力机制有待完善等挑战。应当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全球经验,提升网络治理权力结构的实践韧性,推动互联网治理迈向新高度。     

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处置能力建设策略探析

网络舆情处置能力作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国家安全稳定与社会和谐。新媒体时代,面对日益复杂而严峻的网络舆情形势和治理风险,强化互联网思维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要求,不断提升自身"网络执政力"的必修课和实践课。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网络民粹主义的理性审视与治理策略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在网络领域的现实表现与拓展延伸,已成为一种极具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在信息技术的赋能下,网络民粹主义内蕴着“二元对立”“垄断人民”的行为本质,表现出主题多元化、思潮兼容化、事实后真相化、群体蔓延化、话题泛批判化等重要特征。网络民粹主义导致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逐渐成为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重要变量。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与战略机遇期,全面审视网络民粹主义的行为本质、显著特征与蕴藏风险,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公民的政治认同教育与优化民众意见表达方式妥善治理网络民粹主义,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政治谣言与大数据治理

互联网既给人们带来了各种便利,推动了以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为特征的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但也因此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从网络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互联网成了网络政治谣言的滋生地和传播平台。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和扩散不仅会改变民众的政治立场,还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国家形象与社会公信力。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要从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惩处机制、坚持信息的透明化、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网络建设、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和政治素养、加强自媒体行业的自律等五个方面来治理网络政治谣言。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主动权

经历百年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新的“赶考”路上，党面临社会条件深刻变化和重大风险考验。特别是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声称“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通往复兴梦想的新长征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牢牢把握主动权：准确把握思想舆论斗争的新特点，确保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领导权、坚持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引导权、扩大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话语权、夯实党对网络思想舆论的治理权。保证互联网成为党的事业坚强阵地。     

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

信息化技术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社区治理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延展性应用。民政部"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全国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实验地域、实验类型、实验梯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案例表明,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注入社区空间,促进了各地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发展、社区电子商务等领域构建新时代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但同时,伴随着国家技术性治理与服务行为的推行,城乡差距、数据垄断、信息泛滥、网络安全、技术依赖、智能低效、监管缺失等问题和风险在社区治理信息化实践中有所体现,相应的反治理行动也正在显现,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门槛与治理短板、数据指标硬化与治理内耗、信息安全监管与治理风险等。因此,推动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适应性变革,未来的关键在于削弱技术对于效率的纯粹性依赖,兼顾信息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统筹信息技术行动与社会责任,同步信息技术发展与治理体制变革,从而实现社会与技术的共同构建和融合发展。     

权威论述: 庄荣文:汇聚向上向善力量 加快网络文明建设

网络文明与信息时代相伴而生,集中反映了互联网发展、治理、运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顺应信息时代潮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亿万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革及其对网络安全防控的影响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摩尔定律预测的产业周期，信息分发、聚合、交互模式的变革正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传播革命。移动互联网既具备传统网络传播开放性、协作性和信息共享性等基本特征，又具备区别于传统互联网的本质特点，如多入口、交互性、碎片化和追身性等，对网络安全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威胁源、基础单元、时空观等都发生变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背景下，研析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革及其对网络安全防控的影响，探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警务创新，对于维护网络社会秩序，提升网络社会的治理水平意义重大。     

革命2.0: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政治安全风险——以互联网作用下的埃及政局突变事件为例

从埃及政局突变事件中,提炼出"革命2.0"的概念,指出革命2.0是指以颠覆政权为目的,以网民为发动者和主要参与者,以互联网为工具,在虚拟社会中策划、发动、组织,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实施的运动。从革命2.0的特征和表现、互联网在革命2.0中的作用、防控革命2.0等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以互联网虚拟社会治理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风险防控对策。     

在疫情防控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依靠整体性社会动员机制、织密的社会治理网络与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此次疫情暴露了社会治理领域风险防控存在诸多问题。为此,疫情防控需要高度重视各类风险教育,完善重大疫情应急管理体系,着力提升依法防控水平,不断优化干部用人机制。     

新时期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政策研究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在社会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对公共安全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治理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公共安全政策,预防和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习近平的网络社会治理观探析

习近平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网络社会治理观。其核心内涵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技术与人才发展、完善互联网法治建设、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习近平的网络社会治理观是新时代中国网络社会治理实践的根本遵循,也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无接触"如何深度拓展社会治理空间

无接触经济以"无人"和"社会距离优先"为特征,旨在阻断疫情传播,并借助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推动"互联网+政务"和无接触治理模式构建。尽管无接触经济的时代转向助推了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政府的信息化建设和社会的精细化治理,但是也存在社会信任缺失、监管难度加大以及对技术过度依赖等各种潜在风险。为此,党和国家要多措并举,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无接触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效化解意识形态多元、参与无序和内容异化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