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损害及其赔偿的范围

精神损害就是民事主体侵害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利，造成的自然人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自然人、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从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民事权利角度来看，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于对一切人格权的侵害和部分身份权的侵害；从损害利益的角度来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利益的赔偿和精神痛苦的赔偿。     

论行政精神——写在《行政精神》一书前面

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就蕴涵着不同的时代精神。一个民族同样有着与时代、文化相融合的民族精神。而行政文化是在行政活动领域中在时代与民族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作为行政文化就必然蕴涵着一种行政精神。行政精神的整合与构建时代精神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个性精神。精神之间可以融合相互促动，但不能替代。在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共同造化下，生成种种精神产品，诸如奥林匹克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行政精神………     

精神损害之界定

明确精神损害的范围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基础。各国确定精神损害范围的标准各异：在英美法中，凡造成被侵害人精神痛苦，即构成精神损害；大陆法则以寻找并确定侵权客体为进路，将非财产损失作为精神损害的范围，日本还将非财产损失作为法人精神损害的依据。其实，精神损害的确定应以受害人生理、心理（或精神）上的痛苦为标准，故法人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也仅以抚慰为主。     

构筑监狱民警精神家园的基础

精神是一种文化，一种力量，它起着规范、引导、凝聚作用，对主体人而言，是一种催人进取的无形的不竭的动力。监狱民警精神是监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监狱文化发展的本质体现。随着行刑社会化、法治化、人性化及教育改造个性化呼之欲出，对监狱行刑日益提出高要求，监狱民警精神也在此历史背景下起着催人奋进、迎难而上的动力。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构筑监狱民警精神有其深刻的科学、艺术、哲学力量基础。     

对精神伤残程度评定的司法鉴定相关问题的探讨

精神伤残是指在各种物理、化学等损伤因素作用下，导致个体长期的精神障碍，存在社会功能（严重）受损，且此精神障碍与损伤事件相关性一致，才属于精神伤残。因此精神伤残程度评定与精神损伤程度评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精神损伤并不一定达到精神伤残程度，在我国，精神伤残程度的评定，大多是涉及到各种行业的行政执法需要。通常司法鉴定中遇到的精神伤残程度评定，多是因为当事人一方对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伤残评定结论持有异议，使一般行政执法的伤残评定，上升为有关法律诉讼的司法鉴定。精神伤残程度评定的司法鉴定，可出现在民事人身损害…     

关于中国法律史学与科学精神的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的历史，尤其近五十余年来的坎坷历程告诉我们，中国法律史等的独立品格，特别是科学精神的有无，不仅事关我国法学的繁荣，更关系到中国法律史学的兴衰。本文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着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所须具备的：探索精神、怀疑意识、批判理性和谦恭态度，并专门探究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指出科学精神是中国法律史学的核心结构。     

中国公证协会党组学习十八大精神与会者畅谈思想感受

2012年11月23日，中国公证协会召开第三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一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活精神和中央政法委员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吴爱英部长在司法部党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中国公证协会会长段正坤就如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了发言（详见《中国公证》杂志2012年第12期），其他与会者也畅谈了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心得体会，本刊摘选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我们党的精神家同是在党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建党初期形成的“五四精神”，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伤害引起的精神损伤程度评定

就精神损伤的概念、精神损伤的评定原则，从精神医学和法学两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和司法实践，探讨精神损伤程度评定的分级标准。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

以血缘本位、伦理等级和社会渗透为特征的中华传统人伦精神已经数千年历程，在今天，它对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促进社会进步，仍不乏某种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伦理精神与现代主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显和严重。为此，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及未来民族精神的规范取向，便是既必要又迫切的问题。一、传统与变异：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两大因素谈论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必须注重民族精神的特质。民族精神既有遗传性，又有变异性，两者对民族精神的转换均有重要意义。（一…     

伤害引起的精神损伤程度评定

就精神损伤的概念、精神损伤的评定原则从精神医学和法学两个不同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和司法实践，探讨精神损伤程度评定的分级标准．     

北京市精神残疾人就业权利法治保障现状研究

目的：调查北京市精神残疾人就业权利法治保障现状。方法：通过调查有劳动能力的精神残疾人对其进行就业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最终共发放问卷706份，完成有效问卷630份，有效率为89.2%。对基本情况、就业信息获取、就业需求状况等进行调查。结论：北京市精神残疾人就业率较低，就业服务指导有限，就业需求尚未满足；建议加强立法保障，明确精神残疾人的合法就业地位，完善其权利救济途径，营造精神残疾人就业的支持性环境，保障精神残疾人就业的合法权益。     

俄罗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启示与借鉴

私法精神的复兴是《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本质特征。与以往的民法典相比，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加精彩，俄罗斯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独立地位，确立了较为宽泛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对侵害财产权而致的精神损害实行有限赔偿原则，突出了对受害人所受精神损害的关注，体现了对人格和人的尊严保护的私法理念。上述立法特色无疑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顺应保护人权法律发展的世界潮流，确立著作权人、法人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     

中国公证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

11月23日，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公协党组书记赵大程同志主持召开中国公证协会第三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一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法委员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吴爱英部长在司法部党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根据司法部工作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法人人格尚存在 精神损害赔偿又何妨——浅谈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法人是否应当享有精神损害赔偿权？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存在不少的主张，相互之间争鸣不一。本文将试图从法人的定义、法人的人格、法人的本质、精神损害赔偿的的本质等基本问题入手，着重从法人人格的角度，运用一种发散性思维。从哲学、法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独特视角横向展开论述，论证法人不仅具有物质性财产的损害，而且可能遭受精神损害，理应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建设全国监狱新格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关于监狱文化研究颇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监狱文化分为表层物质文化、浅层行为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监狱干警群体在长期的共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监狱精神。在监狱精神形成的过程中，监狱领导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念、道德追求、率先垂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律的精神

本文整体都是围绕法律精神来写，文章首先区分了法的精神与法律的精神，阐述了法律与法律精神的含义，并结合道德精神来说明法律精神的意义，分析了我国当代法律精神的现状，最后对我国法律精神的培养做了自己的一点思考。     

论传统社会的契约文化及其现代化改造

契约文化和契约精神并不相同，契约文化是指关于契约的精神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的总和，而契约精神则指西方社会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契约关系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包含着自由、平等、守信等精神。基于我国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传统社会中缺乏产生。现代契约精神的土壤。但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契约文化却在我国源远流长，以至于一些内容和契约精神还有契合。追溯历史、远瞩未来，我想就传统社会契约文化的表象、体征以及现代化改造路径进行探求，见教于方家。     

从个案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必要性

近几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屡见不鲜，我国立法界、司法界和理论界等对此制度的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主体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和司法却存在很大的缺陷。2001年1月发生的麻旦旦案件对我国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推动司法所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把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到司法行政工作基层，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次在银川召开的全国司法所建设工作会议，对于我们进一步巩固司法所建设好形势，推动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推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进一步深入，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司法所建设新发展，开创司法行政基层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