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自由观的悖论:在多元与一元之间

以赛亚·伯林依据价值多元论而主张消极自由,在其文本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等级序列——第一等级序列和第二等级序列——的消极自由。这种对消极自由的区分,可以解释柏林自由观的悖论,即对立基于价值多元论的消极自由的推演最终导向了消极自由价值的一元主义。这一悖论反映出伯林自由观的价值多元论与消极自由主张之间的张力。自由一元主义的结局表明伯林没有摆脱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心态,而试图将自由作为一种普世化规则的结果,必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迫自由"。     

密尔的民主思想——基于大众与精英关系的解读

密尔的民主思想是与其功利主义和保证自由优先性相关的,本文基于大众与精英关系的视角,试图揭示他的民主思想的精英统治倾向,进而分析这种倾向的原因,最后探讨了密尔设定民主规则存在的限度。     

论伯林的自由观——从两种自由概念谈起

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区分。在深刻剖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积极自由观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伯林认为消极自由观是“机会”、“能够”、“可能性”取向的自由观,以区别于“必须”、“应该”取向的积极自由观。但伯林的剔除了自主概念的消极自由观也蕴含了内在的危机。     

自由:权利与功利下的言说——读密尔《论自由》

密尔的自由理论包括了承诺自由的权利层面和论证自由的功利层面两个不同的层面,权利层面的内在紧张是由其独特的功利主义的论证产生的,而功利在密尔自由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又揭示了自由原则与功利原则之冲突在密尔自由理论中的非真实性.     

密尔思想的内在张力

是否存在一个功利主义的密尔和另一个自由主义的密尔?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个命题,即认识论立场的不同,才是密尔思想中张力的根源。在自由主义立场中,密尔坚持绝对真理不可知,因此,追求个体性与多样性成为了进步之源;但在功利主义立场中,密尔又坚持幸福的层级性,生活方式具有优劣之分,因此,人类应当追求高级的快乐和卓越的生活方式。应当从认识论的维度、政治制度的维度和社会历史的维度对这种张力进行解释。归根结底,是时代催生了这种张力。     

浅议转基因的强制推广对公民自由的限制

自由是人们的天然权利,对自由的限制是对我们神圣权利的侵犯。自古以来人们为了自由不断抗争不断努力,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也赋予自由不同的定义,但是自由至于我们的重要意义从来不曾动摇。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柏林对自由进行独到的定义,在此针对转基因的强制推广问题我将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出发,阐述转基因对公民自由的强制问题。     

论教育自由

自由不仅是教化的必要条件,而且自由本身是一种教化价值.自由赋予每个人不断获得自我创造或自我实现的动力、理想和责任.在教育中,自由是造就良好的个体的核心条件.教育不仅保障个体的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而且必须促进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教育自由是人接受教育中所享有的独特的自由.教育自由为了保证个人通过教育生活而实现自我引导的精神成长,既维护求教育者自我创造的责任,又解除任何为个人的自我引导和自我创造设置的障碍.     

个人意识基础上的自由观——对萨特自由观的解读

自由问题一直是萨特哲学的中心问题。早期是西方张扬人的个性的纯粹的绝对自由。后期,从实践方面看来,由于自由往往与选择行动责任紧密联系,舍此无彼,所以人的自由又是具体的、处境的、牵涉的、相对的。而萨特的自由观从整体上来看,他的出发点还是个人的存在,这种把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结合的立场,就是萨特个人意识基础的自由观的归宿。     

自由主义宪政观评析——兼论宪政的核心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自由主义宪政观理论被大量介绍进中国,为相当部分学者接受。自由主义宪政观否定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民主,主张宪政的核心价值是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是保护个人自由。他们所说的个人自由的核心权域是私有财产自由,他们所说的国家权力有限性实质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自治性,自由民主政体也不是所谓共和政体而具有鲜明利益色彩,当代自由主义者将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寄托于给司法注入政治功能。我们坚持民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实质就是要坚持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至上,规范、限制国家权力只能主要依靠民主进行,违宪审查也只能在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内运作。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研究

科学研究自由具有双重性 :作为思想自由 ,它是一项消极的权利 ;作为行为自由与社会文化权利 ,它是一项积极权利。作为积极的权利 ,它需要物质与制度条件的保障 ,由此决定了科技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保障科学研究自由。对科学研究自由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对权利结构的分析 ,科学研究自由权利包括自由选择科学研究课题的权利、自由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权利和自由表达学术观点的权利 ,这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研究自由权利体系     

哈耶克与罗尔斯的自由理论比较

自由是人类不断追求的强势价值目标,哈耶克与罗尔斯也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前者认为自由是凌驾于平等之上的,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认为民主虽然能产生和维护自由,但自由的真正保障是法律而不是民主;而罗尔斯则认为,自由和平等相比较,自由具有优先性;政治自由对个人自由起着制度性保护作用,只有保护和尊重少数的个人自由权,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二者均认为,多数的统治必须是有限制的统治,否则,民主和自由两者都可能失掉。     

自由视域下的同性恋及同性婚姻

现代社会的多数国家或地区已经实现了同性恋行为的非罪非病化,但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仅在少数国家获得了实现。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者一般以维护同性恋者的自由为据予以论证。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其主张者坚持的是消极自由思想。在消极自由的视域下,需要对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进行正当性论证。我国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具有本国特色的障碍。在我国缺乏消极自由思想土壤及传统伦理道德力量强大的当下,应慎重对待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并且要建立在对社会应该接受的同性恋行为与泛化的同性恋行为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     

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及其局限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相继考察了美国法律文化,描述了自由的特色及其突出地位.在美国法律文化中,自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从放任的自由转向调控的自由,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这两种自由都有局限,更需要的在于公民的积极自由.在权威与自由的关系上,美国通过宪政机制防止政治权威滥用权力,并尝试通过大众文化消解政治权威,但根本措施在于公民积极行使公共自主权,主动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当代美国的法律数量不断增加,调控的领域也不断扩大,这在限制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由的保护,但要使法律与自由相容并真正成为保护自由的有效武器,必须实现公民自我立法,只有公民既是守法者又是立法者时,法律的发展才会与自由的扩大并行不悖.     

哈耶克与罗尔斯的自由理论比较

自由是人类不断追求的强势价值目标，哈耶克与罗尔斯也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前者认为自由是凌驾于平等之上的，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认为民主虽然能产生和维护自由，但自由的真正保障是法律而不是民主；而罗尔斯则认为，自由和平等相比较，自由具有优先性；政治自由对个人自由起着制度性保护作用，只有保护和尊重少数的个人自由权，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二者均认为，多数的统治必须是有限制的统治，否则，民主和自由两者都可能失掉。     

论两种人权偏好之关系及中国人权的积极面向

由于对法律中"人"的定位和"国家"的定位理解不同,理论上形成了两种人权偏好,分别强调人权的消极自由面向与积极自由面向。但这两种偏好在冲突之时也绝非不可协调,这是因为它们都认同对人权的核心价值——人性尊严——的保障,实质自由则为这种协调提供了理论工具。实质自由理论是衔接两种人权偏好的桥梁,它为将来形成一种世界范围内更具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的"文明相容人权观"提供了可能。     

自由主义视野下民主的解释逻辑及理论检视

自由主义民主观是自由主义从保护个人自由的根本目为出发点所形成的一种民主理论。作为一种民主理论形态,自由主义民主观以保护个人自由为根本目的,以实现权力分立与制衡和限制政府权力为基本特征,并主张通过代议制、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等制度举措来保护个人自由。西方社会数百年的民主实践证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它对于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应看到自由主义民主的消极影响,即自由主义民主具有保守性以及在平等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     

简析西方宪政发展背后的逻辑

本文通过分析“有限”与“有为”的内在逻辑，试说明这种逻辑的背后反映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法治等价值之间的张力，而这些价值不断调适使得“有限”与“有为”达到某种平衡。     

民主政治--现代法制的政治前提

民主政治以个人自由为中心价值取向,自由与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以自由为中心价值取向的现代政治与现代民主法制具有着有机联系,它构成现代法制的基础,为现代法制的建立提出要求,现代法制又为这种民主政治提供根本保障.     

约束、自主与弹性——无支配自由的根据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所以成为两种自由观,是因为两者对选项和选择能力的特殊规定性。将无支配的自由理解成一种独立的自由观,存在三种解释性的根据,分别是心理学障碍的解释,意志论的解释和自由的弹性实现的解释。本文认为只有第三种提供了无支配自由观作为独立自由观的根据。     

何种民主,谁的教育:博德对杜威的三个批评

博德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著名理论家。然而,他在学术生涯的后期,对进步主义教育的精神领袖杜威的"教育即生长""教育无目的"论和"教育中的民主概念"提出了批评。博德的批评的中心观点是:"教育即生长"和"教育无目的"论,没有把民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清晰地设置为教育的目的;"教育中的民主概念"太过于注重问题的数量方面,没有明确把反绝对主义作为民主的价值内涵。尽管受到了博德的批评,杜威仍然赞赏博德的教育思想,只是对博德的后一个批评持保留态度。博德与杜威之所以发生分歧,是因为博德的民主观是基于消极自由的形式民主观,杜威的民主观是基于积极自由的实体民主观。前者把"谁的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后者更相信民主与教育相互改进的进步主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