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逮捕条件研究

新刑诉法进一步明确了逮捕条件,将逮捕条件分为一般逮捕条件、迳行逮捕条件、特殊逮捕条件等三类。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准确适用逮捕措施,不仅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避免逮捕权的滥用、确保审查逮捕的案件质量之需要。为更好地把握逮捕条件,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司法实务工作者在办案实践中应全面、正确地理解与把握逮捕条件。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逮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逮捕率居高、畸形,逮捕功能被异化,逮捕、羁押制度尚未完善,行政化逮捕审查影响审批程序的开放性。因此,我国立法对旧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完善,主要体现在细分规定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审查程序、规范了逮捕执行程序、增加了逮捕羁押的审查程序。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制度的完善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确保了我国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论我国逮捕制度之完善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是不可缺少的;但另一方面,它却以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为条件。充分重视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慎行逮捕,乃我国法治文明进步的题中之义。立足于我国逮捕制度之现状,分析逮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对提高我国的人权保障水平和法治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外国人在华犯罪案件中高逮捕率问题的对策研究

外国人在华犯罪案件一直存在着逮捕率过高的问题,构罪即捕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不利于保护外国人的基本权利,也有违《刑法》的平等原则。究其原因是司法机关对于逮捕中社会危险性条件存在认识误区,过分强调国家主权和安全,认为外国人普遍具有危险性。但是外国人的社会危险性是尚未发生的事实,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具有危险性,应运用从"证据"到"行为"再到"危险"的方法进行推定,并在逮捕中树立"有危险才逮捕"的标准。     

逮捕制度改革,敢问路在何方——对我国逮捕制度改革的博弈论分析

高逮捕率及高羁押率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顽疾,通过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我国逮捕制度的双人非合作博弈模型,对逮捕中的非程序性因素进行分析,证明增加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错误提捕和批捕的职业成本有助于我国逮捕制度的配套改革。     

我国逮捕制度的缺失及完善

世界各国都把逮捕作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一种强制措施.鉴于逮捕是一种极为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通常条件下,仅授权中立的法官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当然,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警察和普通民众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但警察在事后应获得法官颁发的司法令状.在我国,逮捕不仅被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在使用,而且还被作为一种侦查手段而广为运用.目前,我国的逮捕制度还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如抓人容易放人难、超期羁押、逮捕目的异化等.为克服上述缺陷,有必要提高逮捕的证明标准,控制逮捕的对象,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诉权,并应加大对错捕的国家赔偿力度.     

浅议逮捕条件

我国一般逮捕条件有重嫌、罪重、社会危险性等三要件。“重嫌”要件要注意证据的环环相扣、查证属实，必须是程序上可追诉、具违法性、且应负罪责的犯罪行为；罪重要件较为宽松，具体操作中甚至可以不考虑对“社会危险性”要件的理解，呈现极端化，使这一要件在实践中等于被取消。由此，造成我国逮捕实施中的矛盾局面，一方面实行“少捕、慎捕”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面积的逮捕适用。     

我国逮捕措施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逮捕措施的适用存在许多问题:立法过于简单,容易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司法独立性缺乏制度保障,容易产生行政干预;逮捕内部审查制度落后;缺乏错捕的救济制度。因此,应完善立法,明确逮捕的具体标准;加快推进司法独立,避免行政干预;完善逮捕的审查制度;建立完善的逮捕事后救济制度。     

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看逮捕概念之重构

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检察院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须羁押进行必要性审查程序。这一新增程序使现行逮捕概念矛盾更显突出,现行逮捕概念既违反汉语词源本义,也引发了制度和理念冲突,更与国际惯例不能对接。逮捕应该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抓捕"行为以及顺延的"较短期间留置"状态,羁押则属于逮捕后且独立于逮捕的一种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从审查逮捕制度改革看刑事政策的演变

逮捕制度的改革演进是一大社会进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对于逮捕的程序、逮捕的条件、逮捕的决定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使目前的逮捕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美逮捕制度之比较研究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集中反映了国家公力介入市民生活的程度,它不仅是一国家的法律观念和诉讼模式的深刻体现,而且它深深地受这些观念和模式的支配和约束。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研究逮捕制度,希望有助于我国逮捕措施的改革和完善。     

论逮捕中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方法

社会危险性条件具有未然性。证据无法证明具有未然性的未知事实,人们只能依靠客观的事实合理地推定。对社会危险性的推定必须建立在有客观证据证明的行为之上。我国法律规定的迳行逮捕条件完全忽视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存在,极大地消解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应当将迳行逮捕条件融入到社会危险性条件当中,合理地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如此可以有效发挥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防止滥用逮捕,有效保障人权。     

拘役判决生效前逮捕被告人违法性探析

拘役判决生效前逮捕被告人存在违反刑事诉讼法、不利于保障人权、救济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片面强调刑事诉讼打击犯罪职能、克减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权利意识不强、理论关注度低等多个面向。强调尊重人权司法理念、合理解决司法行为习惯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张力以及切实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解决此问题的可行性路径。     

逮捕必要性审查模式探究

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细化了逮捕措施的适用条件,强调了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性,有利于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仍存在证明标准缺失、外来人员犯罪之审查存在缺漏、考核机制不合理等问题。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新刑诉法有关逮捕必要性的规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障人权的精神贯彻到批准逮捕工作中。     

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问题探析

公安机关运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在传唤、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扣押等方面存在问题,原因在于司法审查机制尚未形成,权利救济制度的弱化失衡,比例原则在设计上的缺失。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根据我国国情,从确立司法审查原则、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体系和逮捕制度等方面,从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角度,完善刑事侦查制度。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的羁押适合性因素探析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检察机关一般重点对逮捕的三个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却往往忽略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合羁押的考察。而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羁押,实际上是影响检察机关做出批捕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刑事诉讼法对羁押适合性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对于其在理论上的定位、与逮捕条件间的关系、实践中的考量、审查的标准和程序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的。     

关于“无逮捕必要”的探讨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的严厉不仅体现在要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且对被逮捕人的羁押时间较长,往往要持续到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为止,因此,逮捕的适用必须慎重。司法实践证明,合理适用逮捕可以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实施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而滥用逮捕则会严重地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损害司法机关公正办案,司法为民的形象。因此,对无逮捕必要作探讨有必要。     

逮捕、羁押措施的完善与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研究

在我国,逮捕是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逮捕与羁押不分导致逮捕证明标准过高并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借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之基础上,分离逮捕与羁押两项措施;通过论证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来降低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从"确实充分"到"相当理由"或"优势证据")、确立羁押的证明标准(明晰而可信的证据);并建立健全与层次性证明标准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使其自成体系,以期实现侦查效率价值与保障人权价值的平衡。     

流动人口犯罪逮捕措施适用实证分析——以北京市A区批捕实践为主要样本

司法实践中流动人口犯罪批捕率高于本地人,但仅从这一结果性指标无法得出法律适用不平等的结论,还需对原因性指标及其产生过程进行考察,并排除法律修改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这些可能导致高逮捕率的"原因性指标"包括:法律规定因素、诉讼风险因素、内部考核因素、社会舆论因素、检警关系因素。上述因素相互渗透、在逮捕实践操作中发挥作用。因此,应转变执法司法理念,修改法律规范,完善逮捕替代措施,建立取保候审风险评估机制,对逮捕过程加强程序性控制,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部各种绩效考核指标进行调整与完善。     

论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以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为背景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规范了强制措施的适用,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其中,对逮捕的必要性进行了细化,同时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羁押制度的规定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