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信息与信赖推定

证劵市场信息化是证劵市场的必然发展,证劵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是证劵市场的伴生物,不可或缺。投资者因信赖发布或传播的证劵信息而进行证劵交易,是资本市场与信息之间内在联系的互动反应。证劵市场中的证劵价格、交易数量与证劵信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在市场被操纵的情形下,按照"欺诈市场理论",证劵信息与证劵交易的关系从法律上看就是交易的因果关系,即投资者证劵交易的发生是因信赖公布或传播的证劵信息而作出投资行为的结果,即"信赖推定原则"。"信赖推定原则"的意义,就在于推定证劵交易因信赖证劵信息而发生,证明证劵交易具有被欺诈的因果关系。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疑难问题

侵犯商业秘密罪,在犯罪对象上,应注意商业秘密的整体新颖性和部分新颖性的区别;在实行行为上,"利诱"不应包括欺骗;在犯罪结果上,"重大损失"不等于商业秘密自身价值;在主观方面,"应知"应推定为"明知"。     

“事实推定”理论之反思

推定法效的发生往往意味着降低证明要求,因此司法实践的参与者往往都会有一种运用事实推定的天然冲动,然而这些想要通过事实推定来做的工作,应当以其它方式完成。当事实推定所依据的经验法则具有高度盖然性时,就是表见证明,当依据的经验法则只具有一般的盖然性时,则是一个情势证明,这两种类型都表明:"事实推定"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内容,应该予以取消。在事实推定的法律效果上,不管将其界定为强制性推定抑或许可性推定,都是存在问题的。推定规则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定法中的推定规范,因为证明责任分配的本质是对风险的分配,任何变动都会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极大影响,因此法官无权对证明责任进行随意更改,必须以"法定"的条件来限制法官对推定的运用,以免带来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可预期性,从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论“挪而未用”行为的司法认定

对"挪而未用"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问题,存在着"否定说"与"肯定说"之分.本文作者主张"肯定说",认为在"挪"、"用"关系上,应当确立为"用"而"挪"的立场,将"挪"视为该罪客观要件的要素,将"用"作为其主观要件的内容,从而解决在挪用公款及其相关问题上司法认定的诸种难题.当挪用故意与占有目的难以区分时,应当首先推定为"占有",只有被告方做出有力反证并得到印证时,占有目的认定才足以被"挪用"所推翻.     

论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及认定

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持有行为及其违法性有所认识;对持有物及其数量有所认识;对物品的性能、纯度等特征不需要认识;对持有行为的认识为确定性认识;对持有物的性质及其数量的认识为可能性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的认识内容时,可采取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论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中的推定

确认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观上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知".而"主观明知"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给司法部门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此,如何恰当地运用"推定",在一定条件下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成为刑事立法发展完善和司法实践的必然选择."推定"的依法合理运用,为司法机关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论合同诈骗罪的若干问题

合同诈骗是从普通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 ,它在具备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 ,在侵犯的客体、利用的工具、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个性。合同诈骗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和市场交易秩序及法治秩序 ;犯罪对象除财物外 ,还应包括财产性利益 ;作为诈骗工具的“合同”应当是具有规范市场行为性质的合同 ,包括口头合同 ;非法占有的故意是直接故意 ,可结合客观行为进行推定。     

试析《民法通则》133条的理论基础

作者分析了关于监护人责任的性质,在学术上的三种观点,指出:自己责任说将监护人责任建立在过错推定责任的基础上,显与《民法通则》133条文义不合;他人责任说忽视了被监护人无民事责任能力,不能构成民事责任主体这一基本事实;中间责任说将单一行为作人为之分解,其理论缺乏逻辑实证性。监护人责任在性质上为自己责任。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对其共同犯罪认定主观上需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本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分别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论无权处分的效力——基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三》第3条的再思考

我国立法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无权处分应指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作为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合同。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可以看出,各国以及国际条约对无权处分效力的处理并不一致,不存在明朗的无权处分效力的发展趋势。从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以及民法体系和谐等角度来看,"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与"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说"均存在不足。应根据缔约时第三人的主观状态确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第三人恶意时,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第三人善意时,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如此确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符合无权处分制度的立法目的,实现了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护,维护了民法体系的和谐。     

法律实施与利益选择——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为例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政府与相对人在司法实践中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行为选择,共同改变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纸面规则。其中上级政府的量化指标考核与和解制度的成本低、收益小是政府与相对人选择和解制度的核心原因。这一现象说明行为主体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下做出了与法律规则不一致的利益选择,这些实际选择一定程度上虚置和瓦解了纸面的法律规则。因此,在法律制度建构时应充分考虑行为主体的生存环境与利益选择。     

推定与法律拟制

推定与拟制是逻辑学中两种非常近似的方法,也是法学领域两个相互关联的专门术语.推定是一种依据法律规定和经验法则认定事实的方法,它包括立法推定和司法推定;法律拟制是法律对生活的一种虚构,其实质是一种"造法"活动.推定与法律拟制在产生基础、表现形式、基本属性及对举证责任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探讨推定与拟制方法各自的概念、渊源及特点,并对推定与拟制的区别及其法律适用做具体阐述,对于法学理论研究以及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运用均有所裨益.     

与微信平台有关的著作权法律关系——以对著作权主体的分类与“转载”行为的辨析为核心

微信平台中涉及到的著作权主体主要分为三类,即微信个人用户、微信公众用户与其他著作权人。"转载"或"转发"的行为主体主要分为两类,即微信个人用户与微信公众用户。根据著作权主体与转发或转载的行为主体的不同,微信平台中主要涉及六种著作权法律关系,即微信个人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个人用户与微信公众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公众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个人用户与非微信用户之间直接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公众用户与非微信用户之间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微信个人用户与非微信用户之间间接的著作权法律关系。实施"转载"或"转发"的行为主体不同,其转发或转载的行为的性质与目的亦不同,则其著作权保护的方式与方法也不相同。能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合理使用",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公平原则再设计:克洛斯科的政治义务证成理路

政治义务问题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传统的中心问题。政治义务是支持、参与国家公共合作计划与服从国家法律的义务,以利益考量为基础的功利主义理论和以同意为基础的同意理论以及以公平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理论在证成政治义务时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克洛斯科通过提出"推定有益"、"相对公平的程序"和"优先规则"等概念对公平原则进行了再设计,融贯了"利益"与"同意",形成了一种民主的公平政治义务理论,强化了以公平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理论在证成政治义务上的效力。     

违法价格歧视行为主体的再思考——以市场力量为视角

价格歧视行为因其违法性可能招致反垄断法的干预。作为一种可能的限制竞争行为,价格歧视的违法性需要从行为主体等方面来判定,一般认为,价格歧视的行为主体必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然而,虽不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却足以使交易相对方产生依赖关系,从而有能力强加不合理价格条件的特殊市场力量也不容忽视,因此,宜引入"相对优势地位"理论。建议将违法价格歧视的行为主体规定为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并分为"市场支配地位"和"相对优势地位"两种情形进行认定。认定"相对优势地位"时,宜将经营者的交易相对方是否具有"可合理期待的可能性转向"作为重要依据。     

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之界限机能与司法认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是界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犯罪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司法实践中行为特征的认定存在行为手段认定泛化,有组织认定混乱和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要素虚化三个问题。鉴于此,司法有必要明确行为特征的规范目的,统一行为特征三个要素的认定标准,准确厘清行为特征三个要素与本质特征之间的关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手段"应当立足于体系解释的立场,即与暴力、威胁具有相当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基于组织性;从语义解释的角度,"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是危害特征对行为特征的约束,为非作恶是行为表现,欺压、残害群众是危害后果,二者不能虚化。     

推定同意的刑法意义探究——兼谈医疗手术行为中的紧急推定同意

推定同意是指根据事实的具体情况推定被害人同意对其合法利益造成侵害的行为：推定同意有为被害人利益的推定同意和为他人利益的推定同意、紧急推定同意和非紧急推定同意之分;不同类型的推定同意,其效力依据有所不同;推定同意经被害人认可,特殊情况下经司法人员认可。与实在同意具有同样的效力;医疗手术行为中的推定同意应当符合最佳利益原则．实施和作出对被害人最有利的行为和决定。     

论我国证据制度中的推定

在证据制度中,推定是一项重要内容。善用推定和防止滥用推定是理论和实践中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推定在我国诉讼法中的体现和司法实践中对推定的适用情况,得出面对复杂的案件,法律条文对推定原则的规定存在缺陷的结论,提出了“应正确界定推定及范围”和“应当规定适用推定所具备的条件”的立法建议。     

论对向犯之“对向关系”

对向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对向关系"的界定在国内外争议较大。通过对向犯的上位概念必要共犯的理论分析,可以揭示对向犯的本质,考量我国对向犯相关理论,并从对向犯的行为主体出发,得出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即为其行为主体除了是各该行为事实的行为主体外,同时以相互对立的行为主体为其行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