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

近些年,政府诚信缺位的现象层出不穷,直接侵害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因此,确立诚实守信理念,践行信赖保护原则,成为政府提高公信力的当务之急。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需要在法律制度和执法环节进行完善,同时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司法救济权的实现。     

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博弈与法律秩序

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溢价带来了暴利,利益重组中强者势力失控、弱者利益保护不足。利益争夺以法权模糊化为掩盖,政府角色错位为分利一方,商业利益披上公共利益的外衣,住户暴利心理绑架了生存利益,国家所有权吞没了其他物权,正式程序游戏化运用。政府与开发商结盟,开发商滥用私暴力,住户回归自力救济,各方利益行动选择共同虚置了法律制度。只有回归法治理性,明晰利益关系,完善制度规则,才能重建法律秩序。     

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研究

和解制度在反垄断法实施中运用十分广泛。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相对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应符合“有关事实状况或者法律观点不确定且难以查明”这一基本前提，同时和解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实践中，协商和解过程依循非正式程序进行。为防止执法机构滥用公权力，必须重视对和解契约的监督。     

论政府红头文件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

政府红头文件产生的应然意义是促进依法行政,弥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不足与滞后,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在现实法律生活中,由于制定主体混乱,制定程序不统一等多重原因,导致了政府红头文件制定行为的失范,进而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的实现。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应贯穿于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对政府红头文件中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信赖正常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有助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试论刺穿公司面纱理论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我国自引进公司法人制度以来,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破坏了公司法人制度的生存环境。单纯依靠现行的公司法律框架体系不足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为完善现行《公司法》,有必要引进刺穿公司面纱规则,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人制度进行补充、完善。     

论冒名处分不动产的法律适用——以相对人的信赖保护为重心

冒名处分不动产行为在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显然属于法律漏洞,应该用法律解释方法予以补充。冒名处分行为与无权处分、无权代理均不完全相同。但冒名处分行为与代理都是解决法律效果归属的问题,可以根据目的性扩张,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则解决冒名处分不动产行为的效力与法律效果归属问题。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护所有权人的财产安全,而对善意第三人及交易安全的保护是例外,选择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时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     

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及其引起的法律效果

无权处分制度在学界一直颇受争议。本文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及其所引起的法律效果作了认真的分析探讨,指出在现行法背景下,处分人与相对人之间订立的作为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的合同应为有效,而由此所引发的物权变动效果在各类情况下有所不同。强调无权处分制度的宗旨在于保护权利人和相对人,但更侧重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     

“相对人物权”的法律结构——基于公法与私法交错而衍生的法益概念

在公私法相互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物权向行政法领域拓展,衍生出相对人物权。相对人物权是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相对人自由处分物上利益并请求行政主体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相对人物权与传统物权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相对人物权包括利益处分、排他性请求和行政抗辩三项基本权能。相对人物权的确立不但有效保障了相对人私权利并规制了行政权的行使,也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制度创新及异化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的压力之下,起着政治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诸如产权制度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行为。但行政性分权的非制度性和非稳定性,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式微等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导致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的悖论,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中以曲解规则、补充文件等异化的制度创新行为和方式来理解和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实施的制度规则,以求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有时会运用“法律选择模式”和“法规优先模式”公共政策否定管辖权条款效力;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运用诉讼法中的强行性规则限制管辖权条款在某些领域的运用,实际上也起到了与运用公共政策类似的作用;《法院选择协议公约》①明确规定适用公共政策规则。我国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不足以维护本国法律适用及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建议在协议管辖制度中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实践风险与制度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结合了解决纠纷与未成年人保护两种理念。由于理念上的“重心偏移”,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保护“结构混乱”与被害人物质补偿“功能混乱”的风险。应以制度供给矫正实践偏差,通过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专门规则,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保障主体来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进而保护社会的长远利益。     

行政主体的义务转嫁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自身义务转移给行政相对人，会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形成“义务转嫁”。义务转嫁有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现象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增加了部分行政相对人的负担，容易影响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和政策失效。为了实现对义务转嫁的有效法律控制，要求义务转移遵循公共负担平等、法律保留、正当程序等公法原则和制度，并承认基本权利保护条款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对行政主体的约束力。     

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是“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一种表现,它对制约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关于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不足,应从落实法案公告制度、选择适当的参与立法方式、监督行政立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处理等方面予以完善。     

跨国行为主体的概念辨析

在有关跨国关系的研究中,跨国行为主体的概念界定存在较大差异。跨国行为主体是追求跨国利益的国际行为主体,是由两个国家以上的私人或私团体组成的、在组织关系上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它所追求的利益是“跨国利益”。对跨国行为主体进行概念辨析,具有推动跨国关系研究发展的重要意义。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研究——结合地方关于刑事和解规定的分析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是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前提性内容。要解决这一课题,有必要充分比较分析关于刑事和解的地方规定,揭示刑事和解的内涵要义,划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形式;有必要深入阐述刑事实体法关于适用范围的学理知识,确立适用范围的确定原则,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规则。应当以开放、灵活、综合的思路,根据立足价值意蕴、体现刑事政策和依照法律规定的三个确定原则,在确定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实现案件范围“质”的划分与具体条件“量”的限定相统一,在确定规则的具体步骤上按“适用与排除两分法”与“范围与条件互动化”分两步走。     

论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权的保障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在行政法律活动中处于弱势、被动地位。为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和实体权利,必须充分尊重并保障其程序参与的权利。同时,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参与权也是民主与法治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鉴于当前我国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方面的现状,亟须建立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保障机制。     

我国行政奖励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行政奖励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施政手段,已深刻影响到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但由于行政奖励制度混乱,当行政相对人利益受到侵害时,救济道路举步维艰。因而在我国规范行政奖励制度并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法律救济途径显得十分重要。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研究——结合地方关于刑事和解规定的分析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是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前提性内容。要解决这一课题,有必要充分比较分析关于刑事和解的地方规定,揭示刑事和解的内涵要义,划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形式;有必要深入阐述刑事实体法关于适用范围的学理知识,确立适用范围的确定原则,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规则。应当以开放、灵活、综合的思路,根据立足价值意蕴、体现刑事政策和依照法律规定的三个确定原则,在确定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实现案件范围"质"的划分与具体条件"量"的限定相统一,在确定规则的具体步骤上按"适用与排除两分法"与"范围与条件互动化"分两步走。     

水权制度结构的比较法分析——以“功能性原则”为中心

摘要：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完善水权法律制度的压力。依据比较法研究的“功能性原则”,水权法律制度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为利益分配问题,二为风险负担问题。由此,水资源利益分配规则和风险负担规则共同构成了水权的制度体系。借助“利益分配一风险负担”这一理论框架,即可对水权法律制度进行更为深入之研究。     

浅析行政举报奖励的法律制度

行政举报奖励制度是顺应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政府治理手段，与强制性、制裁性的行政行为相比，行政举报奖励制度能够最大限度调动行政相对人实现行政目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就目前来讲，行政举报奖励制度由于法律规制阙如导致在实施中存在许多问题。将行政举报奖励制度纳入行政法律行为加以规范，是势在必行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