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研究

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然而我国立法却未规定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司法实践中人民警察出庭作证也实属罕见。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体制,构建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必要的。人民警察出庭作证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和诉讼价值。在我国现行诉讼模式下构建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障碍,需要不断探索,以推动法制观念的更新和司法工作的完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司法适用与机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此结束了我国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于法无据的现状,彰显了我国法制的进步与发展。我国新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某些内容的重合,但在适用条件、适用对象与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应具体准确地把握其适用条件。即使法条规定了明确的适用条件,立法缺陷也容易导致适用困境,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适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已有立法和实践经验,但对于该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理论研究薄弱、实践做法混乱。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刑事法的重要制度,司法适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的一般性价值和个别化处遇、矫正的特殊性价值。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刑事证据的属性,这是司法适用的前提。结合现有社会调查实践模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全面地构建社会调查报告的评价、运用体系,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矫正各阶段的适用。     

论贿赂推定

贿赂推定,是适用于贿赂犯罪的一项特有证据制度,具有自身特点和适用价值,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上均未承认贿赂推定,但鉴于仅靠传统的证据规则无法有效打击贿赂犯罪,建议从立法层面上设立贿赂推定条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扶养费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三个理论误区及其矫正

《民法典》第196条第3项排斥抚养费、赡养费和扶养费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是基于三个理论误区：其一，对《墨西哥民法典》关于扶养费时效规定的不全面认知；其二，对《德国民法典》关于扶养费时效规定的不全面认知；其三，时效制度不适用于家庭法的错论。上述规定由于与现实的司法操作存在一定隔阂，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定问题。从域外立法现状来看，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扶养费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这种安排具有督促权利人及时行权和避免义务人不受权利失效制度保护的积极意义。我国应全面认知墨西哥立法例，且应根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适当时机调整《民法典》第196条第3项的规定。     

浅谈我国隐名股东权益的立法保护

隐名股东问题是自公司制度在我国诞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当前,关于隐名股东的法律纠纷逐渐增多,但是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及权益保护等方面依然存在缺陷。弥补立法空缺,提高法律位阶,与间接代理制度相配套,对于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将会起到更加有力的保护作用。     

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新论——兼评《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

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存在观点分歧,《民法总则专家意见稿》认为存在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必要时,请求返还财产的权利适用诉讼时效。从司法实务审视,司法实践倾向于不对信赖利益区分,返还原物请求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经验层面具有一定合理性。从理论层面分析保护不特定第三人信赖利益说有待商榷。诉讼时效的功能应当是避免义务人长期处于不利益状态,这不仅符合诉讼时效的本质,也符合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发展。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股东 有限责任的例外适用和有益补充。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都有较完善 的规定。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 这一法理在我国立法中还不十分成熟。 因而,在实践当中出现了许多法律漏 洞。如何在保护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 前提下克服其所带来的弊端,适用公 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一条可行之路。     

我国现行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审级制度是一项基本的民事诉讼制度,体现着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我国四级二审终审的民事审级制度的建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弊端和制度体系上的不和谐。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并遵循审级制度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现行民事审级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婚内侵权民事责任之审思与构想

为确保夫妻对婚内权利平等地享有,有必要对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立法与司法审思。从立法层面看,我国现行法律虽然没有对侵权主体作任何限制性规定,但却存在某些缺陷。从司法层面看,由于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所采用的文义解释方法出现了偏差,以及侵权人个人所有的财产不足以赔偿,使得财产责任的法律基础和物质基础不存在。完善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需协调该制度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关系,排除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障碍,创设婚内侵权请求权。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研究

出于程序公正、诉讼效益价值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完善的考虑,《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但学界就证据失权是否正义、该制度是否切合我国的司法现状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域外立法对证据失权进行了严格限制。我国也应在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以及准备程序方面进行再完善。     

普通共同诉讼之探讨

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制度的两种基本形式。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之初，对共同诉讼制度缺乏深入的研究，加之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该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普通共同诉讼的成立条件和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结合外国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研究作了一些探讨。     

司法破解公司僵局的路径选择

公司僵局严重损害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由于我国公司立法对之回应不足,导致司法介入公司僵局法律规范有诸多缺漏,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应探索司法介入公司僵局的可行性,积极参考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增设除名制、临时董事制及弱势股东股份收购制,使公司僵局及时化解,以有效维护股东权益。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法律程序的构建

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需要股东除名制度的保护。由于个人原因或行为使公司、其他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时,迫切需要构建正当法律程序将公司离心股东除名以解决公司僵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法律程序的启动应结合正当程序的要素把整个公司股东除名设定成可控制的过程,在股东除名决议中采取"资本多数决"和"股东人数决"相合的表决方式,更要通过法院的司法裁决来赋予公司股东除名决议完整的法律效力。     

对刑事证据立法的相关思考

证据制度历来被比作刑事诉讼的脊梁,是诉讼活动的基础、是全部司法活动的核心和灵魂。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证据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证据法学不仅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而且对保障人权也至关重要。因此,对我国证据制度改革问题进行认真探索研究,对完善证据立法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文章从介绍证据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入手,对完善证据立法的意义、构建模式、现行立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在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划分存在价值的几点思考

关于具体与抽象行政行为这一划分存在价值,学界争论热烈,各执一端。本文认为,这一划分中所确立的两种行政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鲜明差异。这一划分客观上已对椎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之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将对推动和完善这一制度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划分标准的暂时不统一,不应成为否定这一划分理论存在价值的充分理由。这一划分理论自身将在争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存在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商业秘密侵权中的善意第三人责任探究

关于商业秘密侵权中善意第三人的责任,一直是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我国法律对此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善意第三人问题涉及到利益的平衡和价值的判断,各国立法差异很大,学术界也争论不休,有必要对善意第三人的责任从理论上进行制度设计,以期推动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功能及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规定"但书"是立法定量模式的需要;离开"但书",无论在立法上或是在司法上都将无法完成罪与非罪界限的区分;适用"但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弊端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书"的司法适用,应当坚持与形式犯罪构成相结合原则、综合考察原则与必要限制原则.     

论第三人侵害债权及我国的立法选择

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是民法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繁杂,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其重要价值日趋显现。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立法化,但司法实践要求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势在必行。下面我想分别从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存在的理论、社会基础以及各国的立法状况来谈下我国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取舍。     

论撤回公诉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制度完善

撤回公诉制度作为起诉自由裁量权制度的自然延伸,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诉讼价值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近年来,由于我国对撤回公诉制度规定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的操作比较混乱。应从立法上完善相关规定,并出台配套的司法实务操作规定,规范撤回起诉的适用,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保证司法的严肃性及公正性,实现惩治犯罪及保障人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