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富人治村的兴起及其政治社会负效应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一种新现象,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型塑的结果。富人村干部通过"以私济公"来建构权威,以"利益联盟"进行权力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给乡村政治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权力在基层退缩,另一方面使得村庄治理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在富人治村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村干部培养,使富人村干部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成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论基层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目标、原则与社会基础

公共行政理论需要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化改革实践。当前,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一改革以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塑造村级组织服务者角色为目标,并伴随大量公共资源的输入,具有在基层建构公共行政的基本性质。“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目标、权力、组织则构成了公共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要素。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的提升为根本目标,在基层则表现为满足农民的治理服务需求,并通过行政权力与基层组织的常规运转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国家权力公共性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持目标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权责均衡、与组织系统的机制匹配,是保证行政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国家具有服务乡村的政治理念,又依赖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为公共行政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社会结构支持。乡村社会具有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进行全国性的基层公共行政体系建设,而是需要审慎考虑特定乡村的社会基础条件。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乡村自主性与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以“宁海36条”制度创新为例

“宁海36条”制度创新通过规范村级权力运作重塑了基层民主政治生态,但实践中正式制度规则的运行面临着乡村自主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村干部消极治理、利用制度缝隙积极谋利、以熟人社会关系软化制度约束等。乡村自主性意味着村干部不是完全按照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行动,其行动逻辑与村干部角色特征和乡村社会性质有关。在乡村自主性逻辑下,村级权力的有限开放与普通群众有限参与共同形塑了基层“有限民主”形态。由此,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注重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更要审视制度实践中的乡村自主性,要在制度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逐步推进基层民主发展。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

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民主治理

基层民主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应当更加重视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各类新兴群体的出现,基层治理涌现出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促进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文章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基层民主治理在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干部职业化:生成逻辑、困境与对策

村干部职业化作为地方政府应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挤压下村治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有其必然的内生逻辑。村干部职业化也带来诸如干群关系悬浮化、村治导向市场化、村治方式格式化及村治资源私人化等问题,需要通过促进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委员会自治有效衔接,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及重塑基层政府权力体系等措施,坐实村干部职业化机制,真正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民主政治视域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其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于此,应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途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化。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标准化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

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有效路径。为践行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路径,破解城市社区复杂化治理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创新形成标准化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目标规范化和治理结果公共性等基本特征。标准化治理模式契合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需要,发挥了规范政府公共权力、保障民主自治权利和拓展社区共治空间的功能。标准化治理模式在推动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进程的同时,仍需在健全标准化治理制度体系、协调标准化治理多元关系和均衡标准化治理公共秩序等方面改进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有效监督的路径——基于浙江省F区的调研分析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按照党中央关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村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监委")作为农村基层权力监督的重要机构,其监督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村监委作为基层民主政治进步与发展的显性表现形式之一,是制衡村干部权力、保障村民权利,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有力抉择。然而从当前村监委的作用发挥现状来看,仍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笔者通过对浙江省F区村监委运行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以期对村监委实现有效监督的路径作出探究。     

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正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区政府深入开展"三基"建设年活动,以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加强、推动基础工作全面进步、推动基本能力全面提升为要求,深化实施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促进村干部作风转变,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了基层的治理体系,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全面"清权",科学"定权",解决权限不清的"难点"。为解决部分村级组织权责不清、服务不优、监管缺位等问题,规范村级组织、村干部权力运行,区委组织部牵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治理民主使民主和服务运转起来——基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很多学者认为基层民主面临诸多困境并走向终结或者消逝。根据对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治理的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通过推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理性化规范化,完善基层民主机制,使民主运转起来;以基层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使服务运转起来;提升人力、财力和机制保障能力,夯实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基础,使民主和服务运转真正落实落地,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水平。基于基层治理的有效性推进民主进程,通过基层民主运转实现治理的有效,从而达到治理民主,治理民主为我国推进民主化进程探索一种新的途径。     

村级治理与乡村政治稳定

村级治理对于乡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 :民主选举机制赋予村民委员会以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使得村民委员会的权威和号召力增强 ;公共决策机制避免了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的直接对立 ,使得村民能够进行政治表达 ,参与本村的重大决策 ;民主监督机制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促进了基层廉政建设 ,减轻了农民负担 ;制度建设界定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界限 ,提高了民众的道德水平 ,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治安状况和内部和谐 ,直接维护了乡村政治稳定     

以“三治结合”推进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遵循和路径。因此,要多措并举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德治建设,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