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样式的法理分析

清末北京城市治理和治安立法是依法治市，实现城市治理法治化的新尝试，可谓中国城市治理和治安法制模式的现代化启动。从法律文本分析入手，对清末北京城市治理法规的结构、渊源及其社会基础等相关问题在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反映北京城市治理和社会治安法律制度的实际变迁。可以说，该时期的有关立法尝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法制建设活动，在推动北京城市治理初步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其后来城市立法样式及法制现代化进程。     

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治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关乎党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的层面应定位在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以中国特色治安治理理论为指导并贯彻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指标体系由治安治理体系、治安治理过程和治安治理结果三个维度的指标构成。     

社会治安治理的逻辑转向——以犯罪情境预防理论为视角

随着利益的多元化、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治安秩序受到冲击,以往的管制思维亟需更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逻辑转向以范式转换作为支撑,犯罪情境预防理论范式下的社会治安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策略的情境化以及目标的针对性。对作为变量的治安情境的事实学观察与犯罪情境预防理论自身的张力和兼容性分析,得出理性选择理论、常规行为理论以及被害人学语境下的社会治安的情境治理是可欲也是可期的。通过借鉴犯罪情境预防理论,从提升治安违法的难度、提高治安违法的风险、降低治安违法的收益、减少治安违法的诱惑以及排除治安违法的借口等几个方面来优化社会治安治理的原有路径。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根本保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目前,社会治理依法治理理念、治理立法、治理机制、治理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制约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为此,要从培育社会治理法治理念、完善社会治理立法、健全执法机制、加强司法保障和健全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意蕴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要求是治理主体对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亦即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和衡量标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和重要保障,必须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自觉守法等法治化途径加快法治中国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安行政权社会化的边界及其规制研究

治安管理行为社会化概念使用的混乱,既与概念使用的语境有关,也与学者对治安管理行为社会化的理解不同有关。治安管理行为社会化,实质上是治安行政权的社会化。科学界定治安行政权社会化的内涵,可以考虑从"底线思维、目标意识、法治思维、问题意识、系统思维"等纬度衡量其边界问题。同时,回应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治安行政权社会化的科学性和法治化需求,应从"行政伦理、法律体系、评估体系、运行过程、权力类型"等方面对治安行政权社会化进行规制。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探究——以河南省A市综治联动社会治理为例

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是新时代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必然要求。由于社会流动人口和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多、治安治理主体单一、治安治理模式传统、信息化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存在,致使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临一系列困境。河南省A市“综治联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法的启示在于:综治工作应从坚持党委领导、确立政府责任、完善法治保障、打造协同治理、提升专业化水平几个方面入手,为加快推动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     

公民身份号码的治安价值及实现路径

近年来,我国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做了不懈努力,但社会治安治理也正在遭遇"防不胜防""事倍功半"的困境。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公民身份证号码具有形成公民社会行为内约束力和公民社会行为轨迹的治安价值,并通过建立公民综合征信系统和人口流动轨迹记录系统实现这些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可突破社会治安治理的困境。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路径探索

在社会转型期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内容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也应包含信息化防控的内涵。大数据应用是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的关键,国内外的大数据警务实践为进一步完善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甄别和风险量化,提升公安机关治安预警能力,加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监控和处置,更好地驾驭社会治安局势。但信息技术是不断更新发展的,因此,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也应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完善和优化,从而构建适宜治安工作需要的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