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方式研究

伴随着公共理性的发展,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由过去的消极被动转变为现在的积极主动,由此推动了我国公民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参与。但总体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频度和效能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城市社区治理亟需能够将公民参与的要求纳入秩序轨道的高制度化的参与方式。本文旨在介绍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方式,以期深化人们对参与方式的认识,提高对公民参与的关注度,在促进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化的基础上取得社区治理的全面进步。     

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的意义及对策

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具有降低社区治理成本、促进社区民主与自治、有利于推动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等重要意义.通过拓展社区居民参与空间、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培育和扶持社区组织、对社区居民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等方式和途径来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社区治理中传统的政府公共权力还在主导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公民参与的意识还很淡薄,公民参与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传统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造成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缓慢,公民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以社区公共权力“契约化”转型为分析视角,对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尝试构建公民和谐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     

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探讨

青年自组织是城市社区居民自组织形式之一，是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栽体之一。当前，青年自组织正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但普遍存在缺乏参与的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所限等问题，要从制度建设、引导扶持、培育骨干、党团引导等方面不断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青年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成长和实现机制探究——基于绍兴市的调研

现代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合作。本文阐释了三种公民参与的类型——博弈型参与、伦理性参与、协商性参与。并分析达成合作的机理和社会条件。通过社会调查,对绍兴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仍然存在着结构不对等、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公民社会仍难充分发育。据此,分析要达成社区合作性治理,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机理及所需的社会条件,不能停留于修修补补的改良,必须全方位透视其所依赖的制度赖以运作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条件。加快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培育社会多中心治理内生秩序、健全合作治理运行机制,是促进社区治理社会成长和实现社区合作善治的理性路径。     

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国内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文章以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增权等理论为基础,立足社区治理建设中的公共参与领域,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外社区治理模式的不同经验,试图发现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还将结合在南京的调查,总结南京的做法和经验,分析目前国内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瓶颈,提出如何更好地促进公共参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治理范式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是治理范式的本质要求,对于基层民主和社区善治的实现起着决定作用。按照治理范式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分析,中国社区居民参与总体呈现为低度参与,其原因在于科学的社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臣民意识、单位意识的历史惯性,公民社会发育不足和制度化平台缺失。     

日本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日本的社区经历了统治、管理和治理三个阶段。其中，社区治理以准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在政府的主导下，依赖于社区居民、町内会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当前。日本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日本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转变政府角色：和培养现代公民。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社区自治：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主要经历了行政型、合作型两种模式。实现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但目前条件尚未成熟。要实现社区自治的目标,必须从加强社区治理的法律建设、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社区理念等方面努力。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