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思考

金融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2 0世纪末东南亚国家及俄罗斯、日本发生的金融危机 ,再一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切实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特别是银行风险 ,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首要任务 ,也成为目前我国金融工作及金融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 ,各国政府 ,特别是我国政府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关心金融问题 ,如此重视金融风险。银行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 ,直接关系到金融风险能否整体和彻底化解。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 ,就必须首先了解金融风险的性质和特征。一…     

农村金融风险及其防范

农村金融风险及其防范肖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农村金融领域，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迫切和重要。一、农村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     

论国家行为侵权与规制模式选择

在公法学或者是行政法学视野中,国家行为在学术话语中仅仅会出现在讨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而在其他情况下,大家使用国家行为这个概念时,一般不会在法解释学术语框架中对其进行阐述,而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使用。在现阶段的域内实践中,国家行为具有行政不可诉性。对国家行为的理论完善应该从对国家行为侵权的认定开始,从国家行为与侵权的因果关系和国家侵权行为的阻却事由出发,将国家行为侵权理论与现有公法理论完成对接。且对国家行为侵权的规制可以从诉讼规制、检察院监督、人大监督等多方面加以分析。     

新西兰的地震保险制度

新西兰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多渠道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走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道路来尽可能分散巨灾风险。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企业风险向金融机构传导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基础,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政治动荡、军事冲突等是金融风险产生的外因,这种风险因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内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强化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向金融危机转化,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暴发,金融危机暴发后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心理恐惧等途径向其它国家传导。     

新时代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机理与防范对策

系统性风险是由系统内部相互联系与作用的风险组合而成的风险综合体,具有非线性与涌现性、连锁性与耦合性、跨界性与极端性等特征。新时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的关键期,也是风险挑战日益凸显期。现代化增加了孕灾环境的敏感性、增加了致灾因子间的联动性与承灾体的脆弱性,为各类风险滋生与蔓延、连锁与联动以及耦合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客观条件。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公共安全、经济金融风险、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着力加强党中央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强化数智赋能系统性风险防范,打好防范系统性风险组合拳。     

确保我国金融安全 事关国家根本利益

金融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和强调都不会过份。经济学家把货币和资金比作人体中的血液,而金融体系就像人体中的血管。假如血管破裂了,血液枯竭了,生命就不得不宣告终结。下面,我就金融安全问题谈几点自己的认识。一、金融安全有着丰富的内含。金融安全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对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来说的,但金融安全比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有更深的内涵和更高一层的标准。金融不安全肯定会发生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但金融安全不只限于不出现风险或不造成危机,因为金融安全,意味着金融的持续稳定、蓬勃发展和高效率运行。…     

国际关系主体生长和国际政治的转变

国际关系主体可分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国际关系主体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而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对国际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增生,冲击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理念,促进了国际政治向合作参与型、制度化方向发展.     

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的深层逻辑——“行为—关系”视角下“雪花模型”的一种尝试性解释

与西方研究总是力图用自由或民主等单一因素解释本为多重原因影响的国家治理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本研究立足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从“行动—关系”视角出发，提出一种尝试性解释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深层逻辑的“雪花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新形态国家治理文明构建不仅包含人民、利益、民族、文明、现代化和民主等六大逻辑以及围绕六大逻辑的多重子逻辑，而且相互间形成了复杂网络结构，并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可能的雪花型结构。本研究除了阐明“雪花模型”的基本结构、特征、要素、解释性以外，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历次全会公报、决议等的文本分析，检验了该模型的现实契合性。     

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能力：现实逻辑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安全威胁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演化的非线性和空间的跨域性等特征。由于以专业化分工和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科层制已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跨界治理要求，因此网络结构成为当前应对风险复合化、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态。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检视发现，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国家安全总体性能力的两大逻辑，制度能力、总成能力和协同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整体性治理的能力基础。研究认为，国家应建构以整合逻辑为导向的治理结构，在制度体系、运作机制和操作性规范等三个层次提供制度性支撑；依靠权威推动和治理技术，实现政府体系的整体性协调；综合运用安全意识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和优势互补策略，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     

系统论视域下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分析框架与实践进路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结构中，意识形态领域中或隐或显的风险挑战也陡然增多增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系统论视域中看，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包含防控的主体、目标、场域、技术手段和外在支持等结构性要素，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内在特质。学界应秉承宽广的学术视界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挣脱那种单向度的因果决定论和仅仅着眼局部的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分析方法，依循非线性思维和系统分析方法，科学建构和锚定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显然是一件极具时代质感和现实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生成机理、呈现样态及边界治理

生态文明空间是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复合生态系统，其风险治理是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不容忽视的基础。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时代场域、依附载体，具体呈现为内源性与外源性空间风险交织、历史性与现时性空间风险叠加、结构性与功能性空间风险并发、隐性与显性空间风险升级四重表征。边界视角是探讨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重要维度，应从警惕生态殖民、强化环保治理、树立强力意识、激发大众活力等方面入手，守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国家边界、权能边界、政治边界、民主边界。     

建立打好三大攻坚战长效机制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除了需要一些短期政策,还需要分别施策,一一起建立长效机制。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目标之一。强监管可以规范诸多违法违规金融行为,同时更要发挥金融最本源的功能,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加强金融风险管理的战略思考——从规范通道业务发展的视角

当前,关系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行业的通道业务是最突出的风险点,同时也是近年来金融风险管理面临严峻挑战的一个缩影。商业银行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稳定的"主阵地",发挥"压舱石"作用,严格按照宏观政策与监管要求,进一步规范通道类业务等创新型业务发展,切实提升对加强金融领域风险管理重要性的认识,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从文化外交战略看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构建国家形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近年来，以国家形象为内涵的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逐渐意识到良好的国家形象对推进国家整体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安全等，以及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因而纷纷从文化战略高度对国家形象重新定位，竞相调整或重塑国家形象。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产生的社会基础

经济管理行为有其基本守则,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社会基础就是其外在约束与追求的目标。这一基础是现实世界发展的结果,具有客观性,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必须以此为基础,不得破坏,否则就会窒息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社会,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产生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和交融的过程中,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以两者的良性互动与协作为目标。     

行政监督模式的现状与制度创新

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运用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的行为。众所周知，倘若行政权力运用不当，极有可能侵害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从国家—社会关系看社会风险控制

社会风险不同于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能否控制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彼此的分工合作。在现代工业时代,弱国家强社会和强国家强社会是两种相对合理的国家—社会关系类型,这两种国家—社会关系类型在控制社会风险方面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必须从国家主义视角转换到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才能真正把握相对于国家存在的社会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中,强调社会力量和行政力量并举才能解决社会风险控制问题。此外,还需要调整国家—社会关系中权力、资源、影响力等方面的占有格局,将营造"健全的社会"作为社会风险控制的目标。在此目标下,社会风险控制应坚持自主、责任、社会信任等三项基本价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