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小而强的政府与大而强的社会——基于“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本土化的视角

“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运用于我国,需要寻求有效的本土化路径,我国现阶段国情决定“小政府”须是“强政府”,“大社会”须是“强社会”.政府执政能力不足、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较弱、政府与社会没有建立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建设小而强的政府与大而强的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此,应当构建政府管理新模式,加强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约束政府行为；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关系.     

理顺政府与非营利社会组织关系浅议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国家这种社会单元内怎样理顺政府与各种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要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良好关系,政府在支持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强管理。     

强政府和强社会

在学术界,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可以归纳为4类:一、强政府、弱社会;二、强社会、弱政府;三、弱政府、弱社会;四、强政府、强社会。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缘起及其借鉴

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健全国家治理、塑造并引导公共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和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有:厘清政社关系定位及其功能边界,确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重视社会资本培育与整合,发展和丰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容体系;倡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公众参与,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作用;实施全程无缝隙有效监管,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准则和行为秩序。     

社会组织的多维视角

<正>社会组织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十八届三中会全《决定》明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强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还应从实证层面分析演进,从功能作用出发推进发展。一、理顺关系长期以来,国内对于社会组织有"神圣化"和"妖魔化"的两极判断,因而,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定位出现一定偏差。目前立足于党委、政府角度,应从四个维度考量"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在治理格局中定位社会组织。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诺斯悖论”问题探析

作为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同样呈现为一种"诺斯悖论"式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获取资金、活动空间与合法性等关键资源提供了机遇,为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也可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引致社会组织主体独立性衰退、组织服务低效化、草根社会组织边缘化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同质化等负面效用。政府行为逻辑的内在张力、政社间合作规则的阙如以及权力关系的失衡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生成机理。因此,需要通过政社间"伙伴"关系的认知建构、以契约为核心的政社合作规则强化以及政社间权力关系的均衡化等路径规避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的不良影响,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广东省社会组织发展

社会组织是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力量，是推动国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积极因素。形象地说，社会组织是社会交融交流的粘合剂，社会矛盾的稀释剂，社会冲突的缓冲剂，政府的减肥剂，市场的增效剂。关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我想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站式政府的演进轨迹与转型机理

一站式政府实践大致遵循着自发产生、国家推动、技术助力和组织重塑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主要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三条发展主线展开。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中国政府应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和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来改变一站式政府建设的"多自发产生,缺国家推动,强技术助力,弱组织重塑"的现状。     

“大市场、强政府”与“小政府、大服务”

“大市场、强政府”与“小政府、大服务”林子英建国４０多年来，我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上，走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长期在放权、收权的循环圈中徘徊，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科学地理顺中央...     

依附、分立、嵌入:中国发展社会组织的三种逻辑

学术界关于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法团主义三种模式.从中国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吞噬社会,属于国家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加强社会建设以来,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正处在走向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的关键时刻.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合作治理的世界潮流,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在分立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走一条混合型法团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     

业主维权中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城市社区业主维权日渐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现象,关系着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从国内外政府与社会关系变化分析,应建立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政府要为社会提供业主信号解读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保护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社会要主动慎重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完善业委会组织结构、及时有效表达公民利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主动服务于政府决策。     

论强关系的凸显与我国社会分层

强关系在当前我国民众和精英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封闭、精英再生和社会断裂。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结构调整的不彻底以及职能部门实施能力弱化甚至功能异化，导致弱势群体不得不而强势群体有可能依赖强关系。为此，我们必须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同时，加快制度结构的调整，使政府、市场与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成互补共生的制度结构，为形成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阶层结构模式创造制度条件。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国家的产生就已出现。西方早期的研究者多数认为二者是一个零和关系，即强国家一定意味着弱社会，而弱国家则一定面对强社会。影响较大的理论有无政府主义理论(主张立即取消政府，实行社会自治，其代表人物是蒲鲁东、巴枯宁等)、国家主义理论(陷入政府崇拜，主张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代表人物是费希特和黑格尔)、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必要的，但政府是必要的罪恶，其对社会的干预越少越好，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布坎南等)。马克思主义从国家决定于市民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政府产生于社会，作用于社会，受制于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肯定了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最近十多年来，一些学者根据实例则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国家和社会可以同强同弱。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四种形态，即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和强国家强     

推进广东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共销一合伙”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模式，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科学分类，推进“政社”分离和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与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差异化管理，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是推进广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解决“转什么、愿不愿转、能不能转”问题和拓宽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渠道的关键。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构建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政府与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两大主体,两者之间合作关系的成熟与完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动力,推动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但这种关系仍面临着由双方性质、结构、财政来源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对策就是求同存异,采用确定共同的目标、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创新合作机制等方法,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提供保障。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制约与平衡

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用一架正在高速奔驰的马车来形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或许是最为恰当。车夫、马、乘客比喻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归结起来有三点:一是马夫与马儿不能混淆角色;二是马夫来自乘客、代表乘客、教化乘客;三是人不能被马牵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