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6089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     

政府客观绩效、透明度与公民满意度

对广东省治安、环保和就业的客观绩效数据和公民满意度数据的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过,该关系不但因政策领域而异,也会受到公民对政府透明度的主观感受和个人因素(如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总体来说,政府透明度对客观绩效与公民满意度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当政府透明度高但信息不为公众所信任时,透明度则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对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的思考

当前,我国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已初步建成,但危机管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基于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推进我国公共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本文首先阐述了公民参与危机管理的意义,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问题及其主要原因,提出了促进我国公民参与危机管理的几点建议:开展公共危机的社会演习,提升公民的危机意识;建立社会应急网络,完善社会动员机制;转变政府管理观念,畅通公民参与机制;建立信息沟通渠道,保障信息公开;提升公共精神,培育公民社会。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

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是公众基于主观感知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它作为"公民-政府"反馈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公共管理学区别于传统公共管理学的独特部分。论文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中公共服务体验的影响因素框架,在简要回顾政府满意度的定义和测量的基础上,从政府、公民、政府-公民互动三个层面,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介绍。未来研究应该正确选择测量方法,引入内隐的测量范式,并重点关注政府可着力改善的影响因素,将心理学中态度改变的方法应用于提升政府满意度的公共管理实践。     

公民参与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不可否认，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政府日常管理工作中的一部分。不管公共管理者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在今天，公民参与都将会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管理者如何进行的有效的公共决策，公民如何有效的参与公共决策。     

我国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升公众满意度、加强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政府必须立足现实,分析影响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诸多因素,避免因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明确不同危机管理阶段公民参与的重点和任务,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从而有助于公共危机问题的解决.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大众传媒对舆论的影响

人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其行为是受到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环境的交互影响.在当代,人们尤其会受到传播媒介,如媒体、网络、电视的影响,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以黄海波嫖娼为例,探讨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以期了解大众传媒是如何引导舆论导向进而影响人们行为的.     

公共服务绩效主客观评价的契合性研究——来自H市基层警察服务的实证分析

公众参与是"公共治理"时代民主行政的基本诉求,公众评价公共服务绩效是否切实可靠,是关系服务型政府建设纵深推进的重要问题。论文立足H市基层警察服务绩效评价的实践,围绕"公众主观评价是否基于客观绩效做出"的理论争议,从整体层面和具体维度上分别探讨了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以为公众有效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和策略思考。研究发现,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却存在差异,即公众在宏观层面上对公共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识别或判断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公众主观评价的可靠性不能一概而论。可见,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不是评不准,而是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要找准,建构科学合理的公众评价体系亟需努力。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着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与公众有效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价值,是政府决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基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围绕激励公众深度参与合作生产这一核心议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挖掘行为背后的微观机理——合作生产动机。研究发现,为实现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最大化,既需要公众通过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回应政府期望,也依赖于公众表现出超越政策遵从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促使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动机归因,不同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共同影响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论文将建立在价值共创基础上的合作生产理论拓展到微观的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丰富了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本土化研究,也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政治义务的立与破:基于自愿主义的一种审视逻辑

许多政治义务理论致力于证成公民个体具有服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义务,而自愿主义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的核心主旨在于:对于公民个体而言,政治义务必须是经过其本人同意的一种自愿承担。具体来说,自愿主义政治义务理论的这一理论内核贯穿于它的三个常规版本和两个修正版本之中,常规版本包括明示同意、假然同意与历史性同意,而多数同意与隐然同意则为其修正版本。与此同时,作为修正版本的隐然同意还涉及两个"应用特例":一个是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另一个是居住地默许行为。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探究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个人或组织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行为,其目的是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化。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主体意识、利益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渐形成,公民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会就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现。因此,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已成为政府和公民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必要性,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旨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借鉴。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2021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资本视角下公众环保参与的培育

政府在环保利益维护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资本"提供者的角色,为公众参与提供了重要保障。而环保NGO则补充了政府在某些领域的不足,成为培育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动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渠道。本文从对个案本土NGO的调查研究发现,环保NGO目前陷入了身份受限、政府态度模糊、与民众的共同行动难以达成的组织困境。文章试从资本的视角来发现培育公众环保参与的可能性。     

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安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其法治化水平如何影响着公众对社会治安治理的评价。基于CGSS(2015)(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探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水平的影响机制发现,民众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感到满意。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多样性及参与的有效性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评价均产生显著影响。文章认为未来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需要从畅通治安治理信息公开渠道、完善网络参与法律制度和提升公众参与认同感入手。     

信息公开与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基于社会组织评估的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个体并非缺乏志愿服务动机,但信息不足阻碍了其参与意愿。研究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场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有关社会组织评估的政府信息公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实验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该过程通过影响公众感知的组织声誉水平来发挥中介效应;且对于过去参与频率较低的公众而言,信息公开的影响效应更大。研究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有利于缓解公众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还具有动员“沉睡”的志愿者的巨大潜力。研究结论直面当前志愿服务实践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拓宽了信息公开议题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的解释场景。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又称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或公共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刑事司法过程,进而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影响的一切活动。公民参与刑事司法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特征之一,不仅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保障刑事司法活动公正进行的一个重要方面。①从刑事司法活动实践看,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形式多样,其中有的起着启动刑事司法的作     

“互联网+”视域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平台建构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在新《环境保护法》中被作为一项环保领域的基本原则加以确定,明确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公众在自身环境利益的驱使下有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甚或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建立一种能够使社会公众与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双向沟通的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到环境事务的决策中来.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在大数据环境下,公众参与在实践中尚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我国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合理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构建“互联网+”绿色生态,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