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供给——省内分权与财政自主性的视角

中国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承担着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财政分权对地方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而现有文献通常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教育发展。论文从省内财政分权和财政自主性的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教育供给的影响。基于1995—2008年省级数据发现,省级财政自主性,省级和地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县乡级自主性会减少义务教育支出,且省级或县乡级财政自主性与省内支出分权之间存在显著影响。论文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会有助于增加教育投入,且应当重视县乡级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但应注意到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缺陷,以及不同省内分权的不同影响。     

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1997—200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省际差异、原因和影响初探

中国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向来由各省在不违背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自主决定。论文对1994分税制改革后的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差异、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内财政收入划分向县（市）倾斜正相关,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负相关。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财政供养人员下沉基层、农民收入、城乡差别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通过分析我国1994年至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引入高等教育指标以及反映居民文化增长的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等指标,就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显著的影响。同时,高等教育、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显著的推进作用。最后,文章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并提出旨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视角

论文借鉴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7—2011年排污费征收面板数据,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单位GDP能耗越高、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越高,地方政府满足中央政策目标压力越大;财政分权程度越大,排污费带给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政府政策执行机构数量、环境宣教次数和排污费标准办法细则,以上六个变量都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呈显著正相关。企业治污成本与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呈负相关。而空气污染指数、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数量和环境来信来访总数未对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产生显著影响。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问题难易程度、法规政策和非法规政策变量作为排污费征收政策执行力三大类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困境解决的法治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举债及担保禁令刚性约束以及地方政府缺乏硬预算约束等法治环境原因。国外地方政府性债务应对的法治机制警示我们:有效管控次级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机制与国家结构形式、分税制完善程度及资本市场成熟度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应当以满足地方正当公共投资为目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长效机制为构建以《地方财政责任法》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规制。     

中国城市财政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宏微观互动分析

论文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宏微观交互多层线性模型,检验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市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条件。论文发现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与市民政府信任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在不同模型,以及控制经济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变量的情况下依然成立。论文还发现,教育程度对财政透明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高教育程度者对财政透明度的预期更高,随着公民教育程度的提高,财政透明度对政府信任的正面影响不断减弱,当市民的教育程度达到本科学历时,财政透明对政府信任的积极影响微弱。     

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当前以政治集权、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政府治理机制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影响的原因、机制和结果。     

论现代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设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得到了十分普遍的应用,是各级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目标和依据。但是,盲目追求GDP总量和高速增长带来了许多问题,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因此,本文分析了其带来的问题和超越GDP,构建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必要性,探讨了超越GDP,建设公共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具体策略。     

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基于空间经济模型的分析

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融入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以此来分析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对厂商迁移和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国分权体制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基于对税基、管辖区福利、政府自身利益等因素的考虑,采取了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地区间生产资源的配置.在实施地方保护政策情况下,除非运输成本很低、迁移目的地的支出水平很高或市场分额足够大,从而为厂商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足以补偿地方保护所产生的厂商迁移的机会成本,否则,将阻碍厂商的跨辖区迁移和产业的地区集聚,从而造成地区间分工弱化与市场分割、各地区重复建设与产业同构现象的存在.     

地方财源制度建设的财税法审思

财政分权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地方财源建设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及其行为模式选择。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地方税权较为薄弱,且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晰的财权与事权划分和规范的博弈平台。这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得不到稳定保障,难以较好地承担提供本区域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在现有制度框架的激励下,地方政府为获得必要的财力,一方面扩大了非税收入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渠道隐性负债,造成地方债压力剧增。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目前暂不宜放开地方发债权,而应优先明确事权,围绕"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来进行地方财源建设,进而推动科学财税体制与现代财税法制的建立与完善。     

测量分权的挑战

世界上许多政府或是在考虑、或是在进行着财政和决策制定权向次国家政府的分权改革。但是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来说，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分权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发生了？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以某种形式进行测量。论文说明了在试图设计行政和财政分权测量措施中所遇到的挑战，并指出，在设计地方政府行政和财政自治程度的精确指标时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全球范围内行政区划调整实证研究的述评--主题、理论与发现北大核心CSSCI

战后世界各国频繁出现的地方政府合并和拆分现象为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参照。当前,基于这些现象而开展的国外实证研究呈现出怎样的理论图景?关于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国外研究者都在争论哪些理论命题?论文系统收集了2000—2020年间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上的相关实证研究,从区划调整对政府内部、对经济社会以及对政府-社会关系三个方面的影响出发,归纳和对比了既有的研究。文章发现,国外研究总体上并不支持区划合并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假说,同时对于规模经济效应在地方财政和公共服务效率上的体现意见不一。相对而言,研究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区划合并容易带来更疏远的政府-社会关系,使经济体量和政治地位相对弱势的被合并地区进一步边缘化,还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搭便车”的行为。文章最后对比了中外研究在兴趣和结论上的异同,主张研究者把更多精力放在区划调整如何对不同区域、不同对象产生差异性影响的问题上,同时呼吁行政区划调整的决策过程应更加重视利益的平衡与协调。     

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作政策的扩散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对于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公私合作模式被广泛认为是能够解决城市基础建设资金短缺、管理效率低下的有效措施。论文运用1992—2008年中国地级市基础设施项目数据对公私合作政策在中国城市间的扩散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对比了内生因素模型、制度因素模型和竞争模型对地方政府采取公私合作模式几率的影响;同时还进一步讨论了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在不同扩散阶段的相对作用,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和政治联系对不同模型效果的调节作用。论文的结论对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政策扩散的独特机制有一定的贡献。     

分权与治理: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综述

各国分权改革的本意都是旨在形成政府的问责机制,让政府更加负责。而传统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仅仅关注了分权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变化。论文梳理了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分权的研究文献,从分权与治理的相互影响梳理出已有研究在分权与政治竞争、分权与政府公共投资、分权与政治稳定、分权与政治权利的激励相容、分权与财政的稳定性等方面的贡献。指出未来中国相关研究应具有的新视角。     

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以城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论文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制度压力及其他地方政府本身特征因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影响的模型。通过对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的事件史分析,分别揭示强制压力、同行压力和其他政府自身特征因素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强制压力和同行压力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正相关,而城市辖区面积的大小和城市行政层级的高低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负相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扩散正相关。上述研究发现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扩散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可为我国培育和推广卓越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腐败与中国式经济增长——兼论腐败治理的社会基础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受教育程度、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对腐败的影响是一致而显著的,但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地区投资水平与GDP增长率等变量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是不一致或不显著的;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长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固定资本投资的上升,绝非腐败的拉动使然;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计量关系,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最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腐败治理的政策建议,否定了依赖正式制度改革的"制度万能论"的腐败治理思路,认为只依赖正式制度的改革来治理腐败是不够的,教育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教化作用在腐败治理的过程中也不容忽视。     

市场深化下政府投融资体制的治道变革

伴随着经济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我国政府投融资体制经历了政府和企业投融资分离、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划分以及财政投融资向平台投融资变迁的演化历程。但从公共财政、财政分权和法治政府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政府投融资体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在市场深化的背景下,政府投融资体制有必要从推进政府投融资立法、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拓展政府融资渠道以及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面进行治道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