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讨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权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学基础问题的人。但是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使命的影响 ,梁氏的法理学著述注重译述西说而不重创造、注重启蒙救亡宣传而不重学理探索、论题宽泛浅尝辄止等 ,这些特征也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中国法理学”的“发现”──“中国法理学史”在近代的创建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和王振先开创了"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从而"发现"了"中国法理学"。他们分别撰著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哲学史大纲》"法的哲学"部分和《中国古代法理学》,作为"中国法理学史"的三个典型文本,对"中国法理学史"的范围、论域和方法,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意义在于,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法理学"在文化与学术上的认同,使近代以后的"中国法理学"具有回访渊源和返本开新的可能。     

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中国法理学的两难境遇

我国法理学的现状是目前法学界尤为关注的问题。作者从自身所从事的专业视角对我国法理学的现状进行了学理性描述,认为中国法理学正处于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两难境遇中。其中法理学的见识多元主要体现在对法律及法律变革、法理学的功能及发展方向、法学家的作用等方面的分歧上。而法理学的知识整合则是中国社会向法治社会迈进时进行社会动员、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提升法理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明显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法理见识多元的民间化与知识整合的官方化、法理见识多元的自治性与知识整合的霸权性、法理见识多元的明道性与知识整合的事功性以及法理知识整合的无序化与这种整合的见识化诸方面。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国法理知识整合体制化的新思路。     

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诞生与成长

本文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中国法理学发达史》等几部近代法理学代表作品的分析评述,以及中国近代法理学诞生及成长过程中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对自清末修律时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的中国近代法理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证明了中国近代法理学是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学术起点和基础,也是发展和繁荣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历史资源。     

概括的传统中国的法理观——以中国法律传统对建构中国法理学的意义为视点

在现代法学体系中,法理学原是西方科学知识的一部分,但大凡自成系统而有特色的法律文化都有自己的法理。传统中国的法理是我们的先贤关于法的基本问题的实践理性和历史经验的凝结,是作为一种文明秩序的中华法系的共通理论。本文概括地探讨了传统中国的法观念、法秩序、法运行,以及法的理想和原理中的法理义蕴;提出传统中国的法理从有机的自然/世界观出发,以道德为原理,立足全体、效法自然、追求和谐,赋予了传统中国法责任─权利的结构、道德的精神和人类全体以及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价值目标;它沟通自然与社会、多元一体、责任优先、综合为治,贯注了德性为上的人的文化理想。这些法理义蕴在当代中国的法理学学科建设和法制化进程中,具有文化资源和主体建构方面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回眸

本文回顾与探寻了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客观规律。追根溯源,早在清末民初,由于西洋文明的冲击,国人法理意识就同维新变法和社会变革相伴而觉醒。民国时期,法理学呈现多元思想体系交错混杂的复合格局,既有所谓仿效西方的学院式“正统”法理学,又有以李达《法理学大纲》为标志的先进、科学的法理学。世纪中叶的社会革命催生出的新法理学,也历经磨难。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国家与法的理论”到八十年代“法学基础理论”的转变开启了中国法理学迈向理性化、科学化的航程,那么,从“法学基础理论”转变到九十年代的“法理学”,则标志着中国法理学从政治哲学之法理学进化到法律科学之法理学的基本完成。而法治目标模式的确定又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与不绝活力     

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法理学的青春危机及其消解

中国的法理学 ,如果从上世纪之交西方法理思想的输入、法科学堂开设法理课程为起点 ,已近百岁华诞 ;如果从 2 0～ 30年代中国有自己的法理研究、法学专论为端 ,则已年近古稀。新中国法理学从彻底割断传统、移植苏联法学开始 ,迄今已整整半个世纪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也已到了 2 0青春佳期。然而 ,法学外人士仍谓法学 (自然含法理学 )幼稚 ,法学圈内人士也对法理学颇有微词。作为法理学业内人士 ,笔者初觉剌耳 :改革开放以来法理学研究成就有目共睹 ,起码它要比政治学、伦理学及其他某些大牌学科要好些。但是冷静地想想 ,上述责难并非完全…     

回眸与前瞻:跨世纪的法理学——’99中国法理学年会简述

２０世纪最后一次全国法学理论研讨会,以《跨世纪法理学的回顾与展望》为题的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约８０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际,认真回顾总结了本世纪以来法理学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深入剖析了当前我国法理学研究与教学的现状,展望了２１世纪我国及国际法理学的发展趋势。兹将研讨会所涉及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一概述。一、关于邓小平法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法理思想已成为我国法理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     

中国近代“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考述

在中国,"法理"古已有之。但"法理学"、"法律哲学"名词则自域外传入,并为中国法学家所广泛认知与界定。总体而言,不仅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律哲学"概念的错混,而且在实质上,"法理学"理论的发展,比"法律哲学"更见成效。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路径

各个时代的法理学是针对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近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进路 ,即从自然法学到法实证主义再到法社会学 ,是西方法学家对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法理学研究也应该是围绕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断的展开。当今中国法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即法的实施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立法领域中的问题。因此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地、正当地实施的问题而进行。从法理学研究的谱系上来说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和谐社会下,法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和谐社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状况。中国传统社会下的法律只能够是保护贵族的特权和强化社会的不公,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才有体现平等自由的法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法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挣扎,传统法治特质正在消失,西方现代法治特质尚未扎根。     

市民社会的多样性与中国经济法学的选择——历史视角下中国经济法社会观的重构

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学借鉴市民社会理论存在选择问题,但是,学者们却在批判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直接将当代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经济法的社会基础,这会导致种种弊端。在历史视角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而且西方现代与当代市民社会之间存在有机的历史联系,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社会观应该是中国市民社会,即立足于中国并借鉴和整合现代与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特点的市民社会。     

民国民法中的佃:传统制度的现代法律实践——以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为佐证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佃"在近代法律转型中纳入到西方民法体系之中,但由于中西法律概念的差异和中国特殊的法律背景,中国传统的"佃"在法律上游离于物权和债权之间,从确认为物权制度中的永佃权到逐渐被适用于债权法中的租赁契约。"佃"所涉及的押租和转租由于已成为地方习惯广泛存在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经济环境,故虽为法律所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则被基层法院所默许。     

制度构建与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专利立法论

从《资政新篇》的问世到1944年《中华民国专利法》的颁布,近代中国专利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由于近代专利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加之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因而近代专利制度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逊于西方。     

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中国民法近代化以西方近代民法所体现的人格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私法原则为模范,同时也根据西方近代民法适应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在私法原则方面的变化,调整自身内容。中国近代民法的演进,基于西方近代民法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变化,确定了一条从传统的家庭本位走捷径过渡到社会本位的路线,对于中国近代民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封建法再认识

封建法被人们看作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典型特征。但是,这一概念在中西法律文化中的内涵是有极大差异的。英国封建法孕育的有限王权和身份关系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法治资源,至今仍有影响;而以集权和家族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则与法治社会相去甚远。理清封建法在传统中国与英国的社会中的不同内涵及其与法治社会的源流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法律精神。     

中国传统司法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的思维方式,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基于对和谐、无讼的理想追求,强调实质正义和息事宁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但此种思维方式却也造就了泱泱人口的农业大国和谐而宁静的生活,并且此种思维方式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维护作用。因此,借鉴中西方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传统的司法思维模式进行现代转化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增强我国司法的正义与活力的必然选择。     

中国传统司法思维模式的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为追求实质正义-无讼与和谐,往往会舍法而取情理,依情理进行审判。这种法律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严格形式主义相对,被称为实质性思维模式,它是中国古代审判文化的一个特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中国人对和谐、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及越过事物的形式追求实质内容的思维模式,以实质性思维处理案件亦可达至息讼止争的社会目的,但这种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国人法治观念的淡漠,同时阻碍了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然而,无论如何它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无法抛弃的,只能期待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