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现代法律制度生长

中国法律制度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与社会结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审视社会结构在转型期的变迁，考察法律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体制内外制度与非制度对法律制度生长的环境和制度安排入手，揭示社会结构所起的重大影响，进而通过对转型期法律制度生长的逻辑和哲理分析，初步解析出社会结构变迁是法律制度现代化转换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法律继承

近代以来,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法律冲突、法律规避,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对西方法律的盲从和对法律移植的盲信,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由我国社会文化自身特点决定的,能够在中国运行得良好的法律,必然是能够为我国社会文化所容纳的法律.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重新检讨历史就成为必要;当我们认识到法律移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现代化的问题,就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法律继承将是一个极为便利亦更加有效的途径。因此,中国法律能够在继承上走得更远一些.     

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及特点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经历了近代、当代的变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功能和特征;法律文化的演进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的;它由义务本位观主导转变为权利本位观主导;法治文化最终取代政策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虽然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它仍存在着一个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传统的法律文化仍在延缓或阻碍法治国家的进程。努力构建法治社会,尤其需要我们树立起对于法律的崇高信仰。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试论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市民社会的变化,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经历着从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法律文化与随着经济发展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法律文化,如何在谋求法制现代化的新的突破同时保持发展中国家的稳定,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宏观审视,需要我们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适合于本土的养分,同时从西方法律文化中发现优秀的价值观,将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引入正确的方向。     

论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主导作用

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存在密切关系。不仅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法律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态具有支配作用。法律文化是主导性文化,决定着其他文化形态的方向和发展,并为其他文化形态服务;文化建设必须和法治建设同步。其他文化形态影响法律文化,并和法律文化一起发展。法律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中有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子,法治建设中有文化建设的贡献。在文化建设中,突出现代法律文化的普及、加强文化建设中的制度转换,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和清理,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法律支撑及当代传承

中国古代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独具特色。那么，中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如何，其形成后又经历了哪些变迁，在这变迁运动中中国古代法律起了什么支撑作用，这种支撑又是如何将孝文化制度化并固化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间孝文化又经历了哪些变异等，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秦汉以降的律令将中国古代孝文化固化为了制度体系，内化为了文化传统，此后孝文化与法律互相浸染、共生共长，因此孝文化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弘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对中国古代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当代法律传承的目标和路径。传统法律支撑中的若干糟粕必须抛弃，但其良性遗产我们可以传承，以为建设现代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所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对中国古代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当代法律传承的目标和路径。传统法律支撑中的若干糟粕必须抛弃，但其良性遗产我们可以传承，以为建设现代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所用。     

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已被曲解,这种曲解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程序工具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法治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与现实的程序价值理念及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密切相连。中国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既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缺陷的现实表现,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向程序法治,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还需要在程序法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并修正自己。     

中国传统法在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本文重在探讨中国传统法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着向现代化转折的可能 ,传统法中的一些因子是否可以成为现代法文化发达的动力并丰富现代法文化的内容。笔者认为要论述传统法的现代化问题 ,首先应该对法的现代化标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要区别法的现代化、法律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不同含义。其次 ,要尽可能客观地阐述传统法的原貌 ,分析传统法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法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笔者的结论是 :中国传统法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预设”的“规律”那样消亡 ,相反传统法在现实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随处可见。只有了解传统、理解传统 ,才能正确地解释传统、更新传统。因此在法的现代化中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自觉、主动 ,而不是回避或被动地改造传统法。     

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中国民法近代化以西方近代民法所体现的人格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私法原则为模范,同时也根据西方近代民法适应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在私法原则方面的变化,调整自身内容。中国近代民法的演进,基于西方近代民法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变化,确定了一条从传统的家庭本位走捷径过渡到社会本位的路线,对于中国近代民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建构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并暴露出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建构现代法治理念,对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风雨百年路沧桑--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反思

中国近现代法学自上个世纪初诞生以来至今已整整经过了百年,其间几多收获,几多遗憾。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与思维的局限性,中国法学从诞生之初便走上了一条割裂传统的不归之路。这样,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法学实际上是在学习与移植外国法律和法学的轨迹上递嬗至今的。这种情况不能不一开始就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后趋性、无根性、脆弱性及与社会现实、民俗国情乃至文化传统的脱节性。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能真正得其法而获根治。     

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

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法治,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法治,在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面对世界或西方却找不到自己的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却过度超前或者阻滞于后;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却墨守陈规或者数典忘祖;面对革命与建设却误判当今法治发展的性质而谬以应对。其实,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必须立足中国并关注世界;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必须同时关注城市与农村的现状与发展;中国现代法治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现代法治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应是以革命作为历史前提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与中西法律文化的整合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数次编纂民法典的曲折而艰辛经历,印证了中国学习和借鉴西方近现代民法的理性依据,以及中西法律文化整合的历史必然性。从性善与性恶、整体与个体、契约与身份、人情与法律、社会转型与弘扬传统美德等相互排斥又相互关联的法律文化理念和价值体系维度看,民法是保护善意人之法、聚个体间合作之法,民法不能忽视对身份关系的调整,具有辩证的情法观,道德精神是民法内在价值的根基。实现民法和传统文化、民法和现代文明的良性整合,需寻求他们之间的共通处和结合点,建立既尊重人性、彰显权利,又崇尚社会公益、弘扬社会公德的民法新格局。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移植与改造:清末新式法律教育中的行政法教学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教学虽在清末才开始逐步创设和兴起,但其一经出现,便贯穿于新式法律教育的始终。它既是我国传统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新式法律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有力工具。在由传统向现代的法律教育转型中,清末新式法律教育中的行政法教学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有其产生的基础。     

从《大同书》看文化冲突与“士”的幽灵

近代以来 ,东西文化冲突带来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国知识分子也经历了由士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换。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 ,却未能相应地进行和完成传统世界观的转变 ,其灵魂深处依然蛰居着传统士人的“幽灵”。面对空前激烈的文化冲突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是文化的更新 ,而士的幽灵却坚持文化的保守 ,这便构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与灵魂脱节的二元特性。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这二元特性的产物 ,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灵魂的“圣经”。通过对《大同书》的解剖 ,便不难窥见近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那个士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