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者的罪责初探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的罪责问题产生争议。根据国外有关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学说、法理和原则，根据罪责自负和罪刑相当的原则，探讨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罪责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诱惑侦查规则之构想

诱惑侦查在实践中是一种极有成效的犯罪侦查手段,我们应通过法律规制赋予其一定的合法性。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确适用诱惑侦查的前提条件、案件范围;确定采用诱惑侦查手段的主体;建立诱惑侦查的审批程序;对诱惑侦查主体的行为予以法律限制;赋予被诱惑者“陷阱抗辨”权力;明确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对诱惑侦查法治化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缉隐蔽且无被害人之犯罪 ,侦查以及协助侦查的有关人员 ,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 ,暗示或诱使他人进行犯罪 ,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结果发生后 ,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要借鉴日、美等国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规定 ,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使诱惑侦查这种有效的侦查措施在法律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     

诱惑侦查略论

诱惑侦查已被实践证明是破获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已运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等方面作出必要限制。     

诱惑侦查若干问题探讨

诱惑侦查已被实践证明是破获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已运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     

诱惑侦查初论--刑事诉讼法理角度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犯罪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但对其合法性存在争议.实践中存在着"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两类诱惑侦查.本文从法理角度划清了诱惑侦查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着重剖析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违法性及法律后果.     

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者的罪责初探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的罪责问题产生争议。根据国外有关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学说、法理和原则,根据罪责自负和罪刑相当的原则,探讨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罪责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合理性及适用原则探讨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并将其抓获的特殊手段,由于我国立法目前对此还没有明确规定,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受争议。本文探讨了在现阶段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应当坚决反对,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应当支持,并提出了适用诱惑侦查的五个原则,以便将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制的运行轨道。     

也谈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 ,从合法性角度可将之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两种类型 ,在实践中正确区分这二者 ,应遵循目标明确性原则、犯罪倾向性原则、行为适度性原则。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存在违法性 ,历来为各国司法实践所警惕。而对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大多数国家均持肯定态度 ,随着各种新型犯罪尤其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增加 ,其使用愈加频繁。但必须对其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以保证其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     

刑事侦查中的“警察圈套”——论“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犯罪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但其合法性与否存在争议,现行法律法规也鲜有具体的规定.本文通过对诱惑侦查特点、性质的分析,肯定其合法性,并从制度层面对诱惑侦查加以规范和完善.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当代中国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思考

当代中国侦查学“基础理论”问题必然产生,其目的在于追求侦查学理论的“科学化”。建构“科学”的侦查学理论,首先,要把握好“侦查学科学研究关系”和“侦查业务实践关系”这两对抽象关系的区别与联系,明确研究对象;其次,要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侦查“科学”理论包含了定义和特征、原理和规律以及宏观控制方法等部分,具有事实学的意义。该理论既是侦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同时还可以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事实学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规范到事实：效力和实效的纠结——以纯粹法理论为研究背景

凯尔森法律科学理论中,纯粹法是指实在法。它是法律秩序的一般理论,并非特殊的个别的某个法律体系。它是有别于自然、正义和政治的,能够与自然科学并肩之法律科学。在凯尔森纯粹法理论中,效力和实效理论有着重要价值。“规范的特殊存在”的效力所指和意指存在区别。尽管法律效力和法律实效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二者之间联系同样不可忽略。     

军队刑事侦查制度若干理论问题

军队刑事侦查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和有关军事法规规定的,军队刑事侦查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及具体工作规则等方面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刑事侦查制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根据刑事侦查制度结构划分理论,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应由立案制度、侦查工作制度、侦查组织制度和侦查立法制度构成.与国家侦查制度相比,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具有四个特征即侦查权的双重性、管辖原则的特殊性、战时侦查程序的特殊性和有关强制措施的特殊性.     

关于侦查学研究方向和学科价值取向的思考

侦查学的研究方向和学科价值取向问题是侦查学学科构建和发展中无法回避、亟待明晰的问题。侦查学以侦查活动为研究对象,并应通过这种研究为侦查实践提供智力支持。侦查学与刑事诉讼法学有着极其明确的学科分野,不应甘做刑事诉讼法学的附庸。侦查学研究应该关注侦查实战部门对侦查学理论的需求,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学习和借鉴军事学的研究范式,注重本体研究,推动侦查学研究健康发展。     

法与神经科学研究述评——兼论认知科学与法

自上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法与神经科学研究以神经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与法律有关的广泛问题,具体涉及证据、刑法、民法、神经伦理学、法律决策和神经经济学等重叠交叉的应用领域。认知理论和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促成该领域的兴盛。从未来的发展看,法学作为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必要吸收来自于认知科学领域的知识。概念层级理论有助于说明学科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认知科学与法不等于法学与认知科学母学科的直接结合;认知法学的实质是认知路径的跨学科法学研究;法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是认知科学与法研究这一领域中的子领域。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建立我国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刑事缺席追诉”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规定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未予规定。为打击外逃贪官、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和效益价值,我国有必要建立以缺席侦诉和缺席审判为具体内容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     

浅析合同效力之根源

把握合同效力根源是西方法学的理论精髓。合同效力的根源是积极信赖下当事人意志作用和消极信赖下国家公法潜在保护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合同法制度中构建我国的合同效力相关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行政执法理念问题研究

合法性与合理性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 ,理论指导实践 ,这两项基本原则延伸至行政执法实践中 ,就演变为行政执法所应兼具的两种执法观念。合法性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 ,是行政执法的基本标准 ,而合理性则是现代社会行政执法更深层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