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趋势

本文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分析不同时期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及个人财产进行规范的特点,并结合同时期法制的改革探讨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发展演变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而揭示这一制度的“个人化”和“法治化”这两个主要的发展趋势。     

当代中国法制中的本土资源

中国当代法制中,法律传统的本土资源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为当代中国法制所传承的传统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二是遗存于当代中国法制中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的传统实体法律制度;三是当代中国法制所保留并改良的传统程序法律制度.这些本土资源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法制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从一个方面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     

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弱化原因分析

农民工是中国特殊的劳动群体,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分析研究表明:政府行为失范、制度歧视、法律体系不完善和社会保障缺失是造成农民工政治认同弱化的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均衡变迁

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这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制度绩效与人民期待的非均衡。这种局面的主要成因是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存在非均衡状况——阻力大于动力。实现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均衡变迁,应大力提高制度供给水平,综合运用制度变迁手段,着力营造强大民意氛围,建立统一完备的领导干部财产信息系统。     

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的制度绩效问题

当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原因来自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市场化。中国设置了双重反贫困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含特困人群救助制度)和精准扶贫政策。前者是对所有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户进行无条件的"补差",后者则是对低于贫困线农户家庭进行的以生产为主的帮扶。当前全国农村低保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成为最大的惠民工程之一,扶贫政策成效却不能让人满意。造成低保制度与扶贫政策实践制度绩效巨大反差的原因在于扶贫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包括贫困户识别偏差、数据库管理僵化以及目标错位和制度错位。在已经形成相对健全完善的农村低保制度的情况下,扶贫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区域开发,而不是具体帮扶农户。     

论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中的制度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主要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特色”到“中国优势”的转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和概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     

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上）——文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调查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法律适用过程中客观存在着关系影响。关系对当代中国法律适用的影响方式主要为正式方式与非正式方式等。司法、审判中的这种关系影响是中国民间文化、草根文化的反映和体现。关系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包括程序方面作用与实体方面作用两方面。关系在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既有消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关系在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有影响的原因既有法官方面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方面因素，还有社会方面的因素。当代中国法律适用中的关系因素受到社会文化支持。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法律适用中关系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少、降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建设,对于当代中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党理论领域的学科建设,都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必须对政党制度、政党制度研究、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和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作相对明确的界定;要把握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但随着世界政党政治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仍需不断完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基于新形势发展要求,有必要就此制度运行机制中的基本逻辑、历史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探讨,就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展开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权力制约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科学地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制约思想;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中,为避免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制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继承和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制约思想。在当前新形势下,权力制约的战略构想又有了新的特色。     

中国法律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命运——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道路

法律现代化,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市民社会的形成和个人自由的确认密不可分、同步发展的。同样,中国法律现代化也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成长息息相关。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法律现代化大体上可以分为晚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回顾历史,自1792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17年,然而,中国法律现代化事业并没有全部完成,历史的重任落在当代中国人的肩上。     

加入WTO后权力腐败的防治

权力是滋生腐败的基础,失去监督的权力与私欲结合便产生腐败。我国现存的官僚作风如与半市场化经济结合,将为权力腐败的滋生留下大量的空间,较之完全市场化国家的反腐败难度更大。我国加入WTO后,正在更加深入地进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必将强制性制约政府的行政干预力,为我国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古今廉政法律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中国古代虽未建立健全现代意义上的一套完善的廉政法律制度 ,但其建立的十分完善的官僚制度中将治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 ,主要表现在官吏的选举任用、考核管理、监察监督、惩贪肃贿等法律规范及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之中。当代中国廉政法制建设的任务十分急迫且繁重 ,其中“依法治官”应当说是重中之重。文中围绕官员选任、考核、监察、惩贪四个方面的廉政法制建设进行了古今的比较研究 ,对借鉴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精华为今日所用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试论当前职务消费腐败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前职务消费腐败本质上从属于权力腐败范畴,在实际中,它是职务犯罪的重要诱因之一。它有既定的含义,表现形式多样,社会危害严重,其产生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要预防和制止职务消费腐败现象的产生,就必须从监督体制的构建、综合改革的实行、思想道德的培育等方面着力,以竭力遏制职务犯罪。     

试论江泽民对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腐败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顽疾”。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反腐败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江泽民对反腐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这对于我们提高反腐败斗争的认识 ,坚决惩治腐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苏州经验：经济驱动型现代化与和谐社会构建

苏州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实践的经济驱动型现代化，本质上要求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以经济现代化驱动全面现代化。苏州的实践主要体现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一体化的步伐，形成经济发展新动力；经济驱动社会民生，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苏州实践的经济驱动型现代化是对后发现代化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对于当前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具有启示意义：经济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的基石；后发国家的政府要在制度供给上起主导作用；经济现代化要与社会民生建设协调共进，协同建构和谐社会。     

论当代青年政治人格的建构

政治人格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目的之一。当代青年的政治人格正由传统转向现代,逐步达到现代化所需要的新人的素质水平,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乐观的问题。构建当代青年的现代政治人格,必须增强青年的主体人格意识,强化青年的参政意识,培养的青年的政治能力,重视引导青年参与社会实践,调动一切手段,营造青年政治人格形成的良好环境。     

世界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选择,是数代中国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当代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不但实现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也为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发展范式,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遏制腐败的新思维——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反腐败

腐败现象是全世界公认的难以根除的人类文明的弊病之一。它虽不能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其产生历史之悠久,社会危害之严重,抑制禁绝之艰难,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目前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地运用各种手段、各种力量来遏制腐败,其中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反腐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市民社会虽然还没有完全建立并且不够成熟、完善,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反腐败斗争中已经发挥出相当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