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条主义迈向实效主义——对“安顺地戏案”裁判思维的再思考

"安顺地戏案"并非常规案件,法官需要通过价值判断才能选择可以适用的具体规范。对于这类案件,固守法条主义的裁判思维,容易得出武断的结论,出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矛盾。本文在皮尔斯"实效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实效主义裁判思维"的概念,并结合个案,论证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处理类似案件的合理性。为认识司法裁判的开放与封闭、合法与合情等法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人民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调研分析

近年来,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2005年至2009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执结的案件至少增长了25%,但其间全国法官(包括非办案法官)的数量却一直维持在19万左右,几乎没有增长。"案多人少"反映出的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科学发展和公     

如何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正>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那么,这一目标从政治和良心或者说职责要求上说是必须的,而从司法角度来看究竟能否实现?如果可能实现,那么司法机关尤其是法官究竟应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还有,如何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裁判中的公平正义?除了体制上     

“司法为民”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一名法官的办案札记

在法院工作,我们经常会听到法官"司法为民"这句话。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成为每一名法官所应该坚持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我体会到司法为民,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份心。记得2007年我曾参与协调处理的一起违章建筑非诉执行案至今仍印象深刻,因为通过办理这起案件,使得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法官应如何面对公共视野中的疑难案件——从赵C案说起

被媒体称为"全国通过诉讼捍卫姓名权第一案"的赵C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激烈讨论。该案作为一种疑难案件、特别是成为"公共事件"的疑难案件,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可以引发人们诸多有益的思考。本文所要关注的是,法官面临赵C案这样的情境应该如何作为,如何在立足法治的基础上做出合法、理性的公正裁     

判决形成中的法律思维及其应用 对一起医院处理死胎案的方法论分析

判决是如何形成的?通常的答案是:判决来自于法官根据具体案件适用相关法律,即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实际的答案远非如此简单。司法活动一再表明,法官适用法律处理案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事实与规范只是司法过程的原料,判决的形成尚有赖于法官的智性努力,而法律思维则为法官进行这种活动提供了规则和方向。本文以2005年某法院审理的一起“医院处理死胎案”〔1〕为例,展示了司法过程的复杂图景,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判决形成中的法律思维进行了一些探讨。一、案情介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说:“我们不能两…     

论法官惩戒程序之司法性

一、引子 在美国研修期间,康涅涤格州最高法院的一位资深法官告诉我们,该州最高法院管辖的案件中,有一类是对法官的纪律惩戒案件。法官惩戒如何成为诉讼?与我国所说的法官纪律申诉(复查或复议)是不是同一回事?法官纪律处分一向被认为是司法行政管理活动,又如何成为司法审判活动呢?他解释道:司法     

守住证据底线 防止冤错案件

编辑提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人民司法的工作目标。冤假错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极大伤害,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是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本期特别策划重点围绕着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邀请专家学者、资深法官展开研究。几篇文章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体制机制问题,既有理论界对改革诉讼制度、落实证据规则的     

关于人民法院“事多人少”问题的调研报告 以基层法院民一庭、人民法庭为视角

<正>近年来,人民法院"案件数量继续增长、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而在执法办案的同时,人民法院还承担着大量的司法服务工作,巨大的工作压力使法官,特别是基层民事法官们叫苦不迭。为理性地认识、剖析和破解"事多人少"的司法难题,努力寻求减轻法官工作压力的办法,南通中院组织了专题小组,     

论法官的裁判良心

近年来司法界已意识到司法裁决并非全由法律所决定,如果司法裁决并非全部客观,法官的职业行为就变得相关,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不仅仅依据的是事实与法律,还要结合自己的良心,要求法官在裁判中要尽量保持良心的客观性。因此,关注法官良心与法的关联性、法官良心的自由与中立及法官良心的社会尊重和养成,直接影响着法官裁判的公正及法院的社会公信力。     

邵晋栋:坚守法律信仰,强化法律意识

正法官感言:在西北政法学院读本科时,张晋红教授"法学教育,最重要是要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的话令我记忆深刻。张教授所说的法律意识,并非是一般层面上的,它强调的是法律人的法律意识。就法官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法律意识。它决定着法官内心世界对司法事业的执着与追求,决定着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思维方法,决定着每一个案件的公正与否,决定着社会秩序     

让法庭真正成为圣洁的殿堂

前不久发生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多名法官涉案的集体贪赃枉法案件,是一起典型的腐败窝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公众关注的焦点不仅在于这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更是因为他们都是法官,是国家司法权的执掌者在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人们常说,司法保障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当看到这些昔日坐在审判庭上的法官因腐败而走向被告席时,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仰还有多少?一旦失去了司法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仰,社会公众的规则意识又能维持多久?作为…     

法官的天职与良知——重读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论法律》有感

话题的引伸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对法院和法官、检察院和检察官、律师在司法实践中所起到推进司法改革进程的作用也寄予极高的期望,尤其是对于法院、法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要求法院受理“人权案”、“平等案”、“言论自由案”等等宪政类案件的诉求日益增多,不少学者也就个别宪政案件（如教育权案件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希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理念,早日建立我国宪政诉讼制度。民众寄厚望于法院和法官,一方面体现出了法院和法官在社会角度中所扮演的司法     

电视直播不等于司法公开:谈司法权力的司法化

主题 不能用行政的方式管理司法了。法官要有权力禁区 问:曾经有位担任法院院长的人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从司法权力的角度看,您认为这句话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贺:司法权力不同于行政权力是因为它自身的一系列特征。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在行使过程中注重保持一种有限性——司法权力不要去任意扩张。比如只处理案案件和纠纷。     

用好用活指导性案例 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案例指导制度答记者问

问:指导性案例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应用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请问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答:法官在审判具体案件时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规定》没有作出明确要求,主要考虑到指导     

司法独立须整体推进

不管是案件请示制度还是审批制度,都是我国整个司法体制的必然反映.在法院内部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我们很难阻止和消除膝盖弯曲一样.案例请示制度涉及到很多问题,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法官素质.如果没有案件请示制度,目前的法官是否能让当事人放心? 第二,司法廉洁.如果让法官享有更大的权力,民众不放心. 第三,对法官的评价.现在,法官受到的考核和评价是多方面的,是行政化的.如果让他自己去承担责任,做出一个决定,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承受不了.     

司法决策中的“父爱主义”管制逻辑

在包括赵春华案在内的诸多引发舆论关注的争议案件中,法官或许并非不是不懂得如何利用社科法学的判断能力与法教义学的裁判技术去弥合司法标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巨大断裂,而更可能是基于其“父爱”式的社会“管制”取向而对司法后果的实质合理性问题做出了“爱之深,责之切”的价值决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保证良法的颁行能够导向预期的善治,法律必须以其作为“社会交往机制”的系统潜力而彰显其公理性与司法的合理性。只有首先确立基于交往原则和承认社会自主性的权力逻辑与法律决策结构,那种体现“人性化”“人文化”和“人权化”的方法论逻辑才有可能在法律的运作中获得国家体制官僚无法武断拒斥的实效。     

行政类案同判：方法与本体之间的目光往返流转

类案同判的共同性问题是何谓类案,如何同判。原本这是一个在民众和法官交往互动框架下,从案件的类似性方法推理到主体间性的类比本体形成的互动互构过程。但绝大部分研究者仅仅着眼于逻辑分析、类比推理和法官义务等方法论,没有触及类案同判深层次的方法论和本体论之间互动互构问题。该问题在行政类案同判中尤为典型。无论是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设计要求,还是行政司法裁判希望获得的社会效果,法官仅仅基于法律义务和法律方法都不能较好地予以解决实现,必须在公众、法官、行政机关这三种主体及其职能所组成的结构性本体基础上进行行政类案同判。完整的行政类案同判是一个结构性本体和诉判一致类型化方法相互生成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本体和方法之间的互动互构过程中,行政类案同判可以回归行政诉讼本意,在行政诉讼领域中取得类案同判的理想效果,进而为法理学中的类案同判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启发和来自部门法的验证。     

在现行体制下法院仍应间接适用宪法

一、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宜政治化在《民主与法制》杂志2008年第9期刊登《中国宪法自由权第一案》一文之后(该文对法院援引宪法的夸大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齐玉苓案批复废止的直接原因),有关部门内部发文认为推行宪法司法化是搞三权分立,是改变我国根本政治制度,要求法院在审判具体案件时不得引用宪法,甚至不能对宪法司法化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目前各级法院的法官们不敢谈宪法,深怕惹上政治上的麻烦。在很大程度上,宪法司法化问题已经有些政治化。我们认为,法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宜政治化,更不宜进行政治上的审判和行政上的干预。理由如下。     

法官思维的理性依托于司法审判之既有理念

思维是人的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这种精神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是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法律思维作为现代法律科学中的一个概念,与一般的法律职业相关,它是法律职业者在长期法律实践中所形成的观察、思考、分析和判断法律问题的方式或习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所作的任何裁判都是其思维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法官的思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官思维包括根据法律的思考和关于法律的思考两种法律方式。司法审判的目的是法官将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中,寻找什么东西值得认识的思维所规定的。司法审判是受法官已经获得的前见所决定,这些前见规定着法官思维的质量,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前见就有什么样的思维广度和深度。法官思维特征属于司法理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