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深刻变化是影响21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引起日本对华政策倒退。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决策机制受到首相个人因素过度左右,加剧了中日矛盾。这已引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有识之士的警惕。安倍晋三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背景下起步从政的,既受到这股政治思潮的熏陶,也目睹它给日本内政外交造成的创伤。安倍当选日本首相后不能不考虑摆脱小泉外交的后遗症,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抑制后,中日政治关系便趋向改善,而中日政治关系改善有利于抑制日本政治右倾化;但若日本政治右倾化再度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可能出现反复。     

冷战后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

对日本战前“地缘政治学”的反思及“海洋国家论”的泛起，是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思想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主张巩固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的同盟关系，加强对中国等“大陆国家”的遏制防范是其重要推论。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研究在总体上依然没有超越经典地缘政治范畴，对权势对抗、空间争夺的迷信和对意识形态对抗的渲染是其主要的理论风格。冷战后日本地缘政治思想对当前日本对外战略的制订与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论战后东南亚国家对日本认识的演变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日本同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观念基础 ,即日本如何建构自己的形象。日本在二战期间侵略东南亚国家 ,战后初期的日本侵略者形象遭到东南亚人民的仇恨和敌视 ;20世纪50年代中期 ,日本作为一个战败者的形象 ,以赔偿获得了东南亚人民的理解 ,使其重返东南亚 ;70年代日本提出福田主义 ,以一个和平者的形象出现 ,采用官方援助基金形式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 ,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 ;冷战后日本利用其经济实力构建东亚领导地位 ,其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使其作为修正者的形象出现 ,国内日益右倾的政治动向 ,导致东南亚国家的焦虑 ,给日本—东盟关系的发展布上一层阴影。日本—东盟关系的未来发展 ,取决于日本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也取决于东盟国家如何认识日本。     

俄罗斯、乌克兰及欧亚大陆的25年:一个基础评估北大核心CSSCI

作为欧亚地区大国乃至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俄罗斯转型进程对欧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俄罗斯的发展存在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国家财富快速增长,二是社会不满暗流仍然存在,三是对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敌视有增无减。     

小泉、安倍政权交替与日本的民族主义

小泉、安倍政权的内外政策表明,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主导日本政治的重要因素,走出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是日本当前的主要目标.日本仍然要保持日美同盟,不会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战前不同,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但也有为右翼势力操纵的可能.因此,必须关注和研究日本的民族主义趋向,认真应对日本正在发生的变化.     

暗流涌动的柬埔寨政治社会发展——2007年柬埔寨政治社会形势扫描

2007年柬埔寨的政治社会发展，其特点可以概括为“政治上暗流涌动，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重组加剧”。“政治上暗流涌动”，是说近三年来，柬埔寨一直处于政治结构的变革、重组之中，这一过程至今仍未完成。随着下届大选选战的开展，有影响的政治家们已开始粉墨登场，各种政治势力和流派的分化和改组明显加剧。而社会形势在总体保持安宁、稳定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谐社会的建设仍然而临着巨大压力。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蹒跚之路--从日本对二战侵略罪行的反省态度说起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为谋求“正常国家”待遇、实现向政治大国的转变而努力。然而,日本要想真正成为“政治大国”,就必须注重软权力的巩固,尤其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而要做到这一点,日本应该首先在二战侵略罪行上反省。     

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成因探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格局正处于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和变化之中,尤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趋向令人注目。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为实现其"正常国家"和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推行了一系列保守化的对外政策,否认侵略历史、推行价值观外交、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日本对外政策不断走向保守化。本文尝试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支撑,凝练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因素,试图对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演变的成因进行分析论证。总的来看,重塑国家"身份"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规范"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主要成因;决策者的"认知"转变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关键成因。     

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战略意图分析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界，学界大谈“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军事威胁），一瞬间这种论调弥漫日本列岛上空。日本政界、学界刮起这股歪风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之深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有学者甚至称其为"超级极化"。面对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巩固执政权威、两党政客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将对华强硬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部分学术界精英等提出为了凝聚人心和强化国家认同,呼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这股强大的力量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趋于尖锐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但与中国对抗无法缓解美国激烈的党争,难以改善其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国要走出政治极化,需要共和党或民主党通过选民重组获得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从而长期主导政治议程。未来美国的党争还会非常激烈,但不管其国内政治如何演进,美国对华强硬的趋势都很难改变。     

陆羯南的近代日本国民构想

作为明治后期社会文化人的代表，陆羯南提出的关于日本国民铸造的一系列构想，对近代日本国家转型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思想主要内容是：实现国民政治，即以“国民的独立”为前提的“国民的统一”；建立国家政体，即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出路在于以天皇制弘扬“国民精神”。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极强的阶级调和性，他理论上塑造的“国民”，是一个包容国内各个对立阶级、各种互为对立政治主张的混沌漠然的国民形象。     

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

日本民主党胜选并组阁，将对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国家发展战略模式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其宣示的亚洲政策将是推进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机遇。然而，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总体外交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亚洲政策目前也只是原则性口号，缺少实际内容和可操作性；中日之间的战略分歧、结构性矛盾、具体的利益争端和摩擦也不会轻易解决；日本可能在人权、全球无核化、削减碳排放问题上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     

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日本及其战略选择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正处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精英层对东亚安全中日本的定位基本上可分为三个派别:"现实主义派""东亚共同体派"和"脱离对美从属派"。日本国内精英界有关东亚战略选择的讨论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在官方层面,自2012年上台的安倍政权的战略选择徘徊于"对美从属"和"自主独立"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家战略的具体落实往往受到其国内政治、美国的态度和其自身文化思维——身份认同和非理性因素的制约未来日本的战略走向,将取决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消长、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日本自身对其身份认同的调整。     

日本政治右倾化演变过程及其背景

日本的政治走向是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新保守主义左右了日本政坛,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引起周边国家的忧虑和不安,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从“战后政治总决算”到“有事法制”的出台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寻求与之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逐渐成了自民党的普遍认知。中曾根康弘当政时期,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主张清算战后以来的经济主义政治,确立向政治大国迈进的目标。在其任上,日本展开了一系列政策行动以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确立的目标,如大力扩张…     

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回顾与展望

曾有人形象地把东南亚比做日本的“后院”，确有一定道理。但时过境迁，国际与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东盟一体化的进展以及中国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原有地区政治格局与经济力量的对比。战后日本对东盟外交有其独特的优势，但面对新情况，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东盟外交的成败，关系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而日本地区战略的调整也将导致日本与东盟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形成新的互动关系。     

"价值外交"与亚洲政治新变局

安倍政府的"价值外交"因安倍的印度之行达到了高潮。主张民主国家联合基础上的"大亚洲"概念和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提法,并非只是日本单纯想要笼络印度、在美国支持下重建亚洲均势,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力求调整其外交战略,建立这一战略的内在连续性和促进日本"大国化"进程。但"价值外交"在目前的日本国内政治中有着难以化解的内在紧张关系。除非日本能够真正正视历史,否则,"价值外交"难以对亚洲政治发挥决定性影响。     

对冲的迷思：结构压力、战略认知与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研究

2010年是二战后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节点，中日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关键转换，这种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冲击，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特征和形态及其战略抉择背后的国际政治逻辑逐渐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分析模型，提取出结构压力和战略认知两大核心变量，结合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历程，从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分析层次阐释了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产生及演变的机理。通过前景—威胁理论的分析可以得知，自2010年以来，日本并没有在中美两国之间对冲，结构压力的增强和战略认知的变化促使其采取了明确且坚定地追随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战略，获得美国安全保障超过了日本对中日经贸合作收益的期待。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和中国的迅速发展刺激了日本所谓的地缘恐惧感，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协调日本“对冲”空间存在的条件并不充分。在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进程下，中日需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努力构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     

靖国神社--中日关系的一个瓶颈

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 就是日本政 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 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的今后走向。日本政界要员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也与日本九十 年代以来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同时参拜之举也是政客为迎合国内政治气候的一种政治手腕。进入新 世纪, 中日两国只有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 把历史问题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 坚持“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的原则, 才能够保证中日关系健康的发展。     

日本的援非方略及其涉非外援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1992年,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明确提出,日本“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一目标实现,“等于日本被承认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深度调整了对非洲的战略,明显加大援助力度,并藉此争取非洲国家对其“政治大国”战略诉求的支持。目前,援助已经成为日本拉近同非洲战略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     

日本政界的"新国防族"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直接冲击日本战后50年来"专守防卫"的政策原则。在日本政坛的这一演变进程中,一批被称为"新国防族"的新一代政治家迅速崛起并逐步进入权力中枢。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国防族"推动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的趋势难以逆转,同时也会遭遇日本国内外各种力量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