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DNA证据建立鉴定程序规则

由于DNA证据与证人陈述指认证据具有的主观性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铁证。然而,DNA证据的获得是一个由人操作、完成的过程,我们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出现的故意或非故意的错误。因此,法庭在评价DNA证据的证据价值时不应陷入“DNA证据,铁证如山”的误区。为了使DNA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建立DNA技术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体系等程序规则,已成为我国法庭科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科学认定,是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该规则的关键。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在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等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合理重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应从其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两大方面着力。     

论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世界趋势和我国现状的考察 ,对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性思考 ,提出依据权衡原则 ,兼顾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与控制犯罪、实体正义的平衡 ,采取灵活、渐进的方式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期在价值取向上排除非法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尽可能地适用客观真实的非法证据     

诉讼文化视角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置化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程序启动困难、公诉机关选择性宣读证据、排除标准界定模糊、法院不愿否认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效力等阻碍。立足本土诉讼文化视角可发现,职权主义诉讼以发现真相、惩罚犯罪为最高价值目标,难以唤起司法工作人员和普罗大众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传统的司法理念与流水线的诉讼构造,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落实举步维艰。因而,有必要从界限明确、实践完善、文化适应等三个面向,纾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化隐忧。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研究

虽然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一定区别,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都是行政违法案件转化而来的,部分行政证据会转化为刑事证据。二者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定不明确、转化程序中的监督不明确导致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不明确、行政与刑事机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了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更高效地转化,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转化范围,在法理上强化正当程序,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证据的审查机制,严格取证程序,加强检察院监督,并加快行政、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机制的推进速度等。     

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诸多问题值得研究。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角度出发,分析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机制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100份裁判文书谈起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的100份被告方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案件的裁判文书显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为司法实务所规避,被告方提出申请后排除程序启动及庭前会议的适用较少,法庭在审查过程中可能以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判断替代证据非法性判断,目前重复自白的排除规则缺失,侦查人员出庭对辩护律师形成重大挑战。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发现为立法及司法中更为科学的完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方向与指引。     

刑事诉讼中DNA鉴定证据的证据效力

近年来,DNA鉴定在刑事诉讼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很多成功的案例令人们心悦诚服,但一些失败的案例也令人震惊,有必要理性思考DNA鉴定的相关问题.提高DNA鉴定的证据效力,关键是如何保障司法人员科学运用DNA鉴定技术,并在诉讼中正确应用鉴定结论.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证据的收集与认定

为了完善刑事证据收集与认定的相关理论并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文章针对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取证不全、单独讯问、程序不严格等问题,提出在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应当遵循全面取证、合法取证、及时取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则。在此基础上,针对收集的各种证据,笔者从孤证不能定罪、验证关系需细节化和坚持排斥性原则等方面探讨了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方法,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实物证据审查和运用的规则——兼论“实物证据注重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表明中国刑事司法选择了一种实物证据注重观。实物证据审查和运用规则建构的必要性包括实物证据优势的可展示性、弊端的可克服性以及规则的可建构性。实物证据审查和运用规则包括来源鉴真审查和运用规则、双观性审查和运用规则、鉴定意见诉讼性审查和运用规则以及实物证据群认证规则。理性的实物证据审查和运用应注重与其他证据的交互审查和运用。     

刑事司法程序视野下DNA鉴定的探讨

DNA鉴定作为鉴定结论的一种，具有优于其它证据的客观性、可靠性和科学性，但这并不意味着，DNA鉴定就是完美无缺的“证据之王”。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DNA鉴定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国不仅要完善相应立法和管理机制，更要在DNA鉴定采信等环节上建立相应标准，杜绝对DNA鉴定的盲目轻信。     

正当程序视角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表明,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并承认依法获得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但我国技术侦查立法高度的原则性、粗略性和授权性,技术性、精细化、可控制性不强。基于此,应结合技术侦查司法有效性,从正当程序的视角,审视技术侦查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理性样态,以期在法治化的界域内,使具有侵犯性特征的技术侦查不仅实现有效性,还要体现程序的正当性。     

以人为本的刑事司法理念探讨

在人本利益均衡的社会里,克服刑罚过度,保持理性的刑事司法运行,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要通过对人格尊严制度、技术性规范制度、沉默权制度、程序公正制度、保障人权制度、证据制度和无罪推定制度等刑事司法理念的重构,达到"以人为本"的理性刑事司法运行的目的。     

DNA分析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探讨

DNA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刑事诉讼对DNA证据的依赖性逐步加大，DNA证据常常作为法庭判决的关键证据。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和运用还相对落后，这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层面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制度层面上，与DNA分析技术的应用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DNA分析技术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我国不仅要完善相应立法和管理机制，更要在DNA证据采信等环节上建立和完善相应规则，克服对DNA证据的盲目轻信。     

反律法主义命题下的证据问题思考——以DNA证据规则的完善为例

反律法主义命题的阐释源自边沁对证据法的衡量与评价。基于对普遍认知能力的依赖以及对还原事实的逻辑推理认定,边沁在审判方面强调事实认定重要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证明自然体系的偏好。反律法主义命题最终走向了放轻证据规则、偏重证明程序的矛盾对立面。以DNA证据为例,当DNA证据所指向、确认的事实出现时,是否仍然需要对该类证据规则进行严格限定。借助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对现行DNA证据规则进行补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回到了反律法主义追求事实正义的目标之中。     

中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评判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范围并不明确,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证据规则具体适用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通过对非法证据处理规则价值导向的具体分析,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源价值进行还原,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运行的意义。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实施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等将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该规则的理解与可操作性提出了质疑。为切实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程序的启动、证明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的伦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遵循正当程序与否是鉴别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最为重要的标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道德意义在于让人对正当程序产生一种尊重和信仰。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维护法律信仰和司法尊严,使道德主体的良知得到确认和升华。因此,我国有必要从道德现实出发,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法医DNA鉴定证据的采信

从1985年法医DNA鉴定技术首次应用到法庭科学以来,法庭科学获得了质的飞跃,改变了以往法庭科学检验只能"否定"不能"认定"的历史。利用法医DNA鉴定技术,可以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由于其鉴定结论的认定概率几乎接近100%,所以该鉴定结论被认为是铁证。但作为鉴定结论的一种,笔者认为,它不能优越于其他证据,决不能盲目夸大法医DNA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只有符合采信标准,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