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犯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认定简

实行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的发生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根据过限的范围,—般可分为质的过限、量的过限和转化的过限.目前学界在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上提出了超出教唆故意说、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以其中任何一种学说作为认定过限的唯一标准并不可取.认定教唆犯才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以超出教唆故意说为基本原则,综合运用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予以应对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各种复杂情形.     

教唆犯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认定

实行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的发生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根据过限的范围,一般可分为质的过限、量的过限和转化的过限。目前学界在教唆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上提出了超出教唆故意说、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以其中任何一种学说作为认定过限的唯一标准并不可取。认定教唆犯在实行过限中的刑事责任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以超出教唆故意说为基本原则,综合运用未预见说和教唆类型区分说予以应对教唆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各种复杂情形。     

雇佣犯罪若干问题刍论

雇佣犯罪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形式,近年来频繁发生。通过对这一犯罪的特征、性质及实行过限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雇佣犯罪能否以教唆犯论,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具体的分析,方能准确定罪量刑,打击雇佣犯罪。     

雇佣犯罪新探

雇佣犯罪是行为人(雇主)以提供某种利益为条件,雇请他人(受雇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受雇人按照雇主的犯罪意图,单独实施或与雇主共同实施犯罪,从而获得约定利益的犯罪形式。雇佣犯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同犯罪,在雇佣双方关系主体身份、犯罪动机、行为手段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应当对雇佣双方在共同犯罪中的性质、作用和实行过限问题进行准确认定。     

实行犯过限行为研究

实行犯过限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行犯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一种犯罪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实行犯的过限行为可以划分为重合性过限行为和非重合性过限行为;量的过限行为和质的过限行为;对组织犯的过限、对实行犯的过限、对教唆犯的过限和对帮助犯的过限;故意的过限行为和过失的过限行为。对过限行为,应由实行犯独立承担刑事责任,但其他共犯对实行犯未超出共同故意的行为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对共同故意的内涵,如确定故意、概括故意、转移故意、突发故意等要注意正确认定。     

试论共同故意伤害罪

简单的共同故意伤害行为,由于各实行犯行为与伤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行为人应对这一共同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共同伤害实行行为中的一部分人自动放弃犯罪并有效防止了伤害结果发生,则他们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中止。复杂的共同故意伤害行为中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对故意伤害犯罪的完成形态有较大影响。共同故意伤害的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实行过限分别承担不同责任。     

论雇佣犯罪特点

雇佣犯罪案件不同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雇佣犯罪案件中犯罪目的动机与具体犯罪行为相分离,导致雇佣犯罪表现出独特的隐蔽性、预谋性、交易性、特定性、复杂性、雇佣方式多样性、作案过程复杂性、作案动机特殊性、案件情节交错性、＂实行过限＂问题的突出性等特点,其独特的犯罪方式给揭露打击、防控惩处带来巨大的挑战,必须深入全面地认识雇佣犯罪的特点规律,才能提出有效的打防对策,确保在同刑事犯罪作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共同犯罪中个别人过限责任的类型化分析──基于对过限类型的精细化区分

在结果犯场合,共同犯罪中的个别人过限可以划分为量的过限、质的过限、行为质的过限且结果非质的过限以及行为非质的过限且结果质的过限四种类型。其中质的过限和行为质的过限且结果非质的过限都属于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实行过限范畴,实行过限共犯自己承担过限责任。量的过限则不属于实行过限的范畴,适用共犯从属性理论,由共犯人共同承担责任。行为非质的过限且结果质的过限则需要在区别犯罪行为是否存在量的过限的基础上,再根据相关标准确定过限责任承担。     

同种犯罪中共同实行犯之实行过限的认定

共同实行犯中的部分共犯实施了超出原共谋范围的行为,但该行为与原共同犯罪行为触犯罪名相同,如何认定实行过限？立足于实行过限的本质,应以＂超出共同故意＂为一般性的判断标准,在具体判断时,结合同种犯罪实行过限自身的特点,可以从原共谋的明确程度、行为的关联性以及行为人当场和事后的表现等方面重点分析。     

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研究

实行过限是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实行过限行为在实践中比较常见,这直接涉及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问题。通过探讨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可以认为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是通过实质现象判断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共同故意的内容。     

论增设教唆罪

在共犯理论中,教唆犯是引起学界争议最大的一种犯罪人类型。应在刑法典中设立教唆罪以解决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同时,引入想象竞合犯的理论以解决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之罪的情况。     

巩义市“2010·2·16”案件犯罪嫌疑人刘某某行为心理分析——一起源于早恋心理创伤的强奸杀人案分析

巩义市"2010.2.16"案件是一起源于早恋心理创伤、以未成年少女为侵害对象的强奸杀人案。从分析现场行为结果到犯罪现场重建,还原了整个案发过程,为客观描述犯罪行为,认定犯罪事实提供了行为证据分析。从分析犯罪行为人心理因素,到阐明犯罪发生时的环境因素,深刻探究了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为研究此类案件提供了借鉴。     

“车辆碰瓷”行为的定性分析——以一则典型案例为视角

“车辆碰瓷”行为由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属于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在刑事法的视野下,“车辆碰瓷”行为作为当今新型犯罪现象,对其究竟应该如何定性,值得我们深究。根据“车辆碰瓷”行为手段方式与作案时空的特殊性,结合现有刑法理论中的罪数理论,“车辆碰瓷”行为应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实行数罪并罚。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分析及实践

刑事和解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也丰富了犯罪概念的内涵。我国在刑事和解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实践，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时要注意正确看待其在犯罪处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结合犯若干问题研究——规范解读与理性反思

在大陆法系刑事立法的发展完善过程中,结合犯占有一席之地。我国刑法至今仍未规定典型的结合犯,但基于规范目的及刑法理性的考察,应当重视对结合犯适用问题的研究。结合犯的既、未遂应以他罪为标准。结合犯的中止宜以后一个犯罪是否中止为标准。结合犯的共同正犯是客观存在的,但当后行为人仅实施了部分实行行为时,只能对参与后的行为及结果负责。     

两类犯罪参与体系理论比较研究——兼评我国刑法的犯罪参与体系

在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区分正犯与狭义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和不作上述区分的统一正犯体系两大类型。统一正犯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否区分不同的参与样态,而在于对统一正犯而言,不同的犯罪加功样态并无刑罚制裁资格上的重要性;二元参与体系在法律条文中,不仅就犯罪成立概念性地区别正犯与狭义共犯,亦于刑罚评价上区别二者之体系。二元参与体系的主要特点并非在于对犯罪加功类型的区分,而是其在规范上对于不同的加功样态机械地配置了轻重不同的刑罚效果。统一正犯概念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参与类型区分上的困难。我国刑事立法上对犯罪参与体系采用的是统一正犯概念,共犯自然不需从属于正犯成立。     

从后退的“黄金桥”到后退的“独木桥”——论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

刑法中设置中止犯并给予宽大处理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及时退出犯罪,然而,由于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共犯人成立中止的条件比较严格,致使鼓励中止、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针对此问题,在中止之外承认脱离共犯关系,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     

对片面正犯与共犯理论的反思和批评

共同犯罪以主观意思联络为纽带,是区别于同时犯罪之关键。片面共同正犯违背共同犯罪的本质,从学理上突破了共同犯罪故意的界限和标准,同时违反共同犯罪人之间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责原则;片面教唆犯是被教唆者没有意识到教唆者的教唆故意而产生了犯罪意思,即使引入片面教唆犯也难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且与我国关于教唆犯的基本概念相悖;片面帮助犯的提出是为了满足司法工作的实际要求,但片面帮助犯理论依然没有恰如其分地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且我国从犯概念中还包括次要的实行犯。     

恐怖主义犯罪相关问题探析

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诸多争议,目前尚无定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形态可以从发动攻击者、背景根源、活动范围、动机、攻击目标等方面区分为不同的形态,每种形态均呈现其自身的特点。恐怖主义犯罪与一般暴力犯罪在犯罪形态、犯罪目的、犯罪地域、犯罪资金来源及犯罪手段上均有区别,是一种特殊的暴力犯罪。其本质特点在于恐怖性、暴力性、政治性、宣扬性和刑事违法性等几方面。     

论洗钱罪的主体

本文主要对洗钱罪主体的争议问题作了论述,提出了洗钱罪的主体应当包括上游犯罪行为人,并从刑法理论、刑事司法实践、世界刑事立法现状及趋势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角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