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战略选择：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实则是国家为浙江省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战略目标及其一条战略路径。它是一条全球的路、综合的路和立体的路。这要求浙江省必须做出对其战略式的回应和选择。这个国家战略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能源和能量。其能量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还是全球性的;不仅是眼前的,更是长远的;不仅是表面的,还是深层次的。历史证明,浙江省只有在满足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展自己。但战略总是长远的、连续的和逐渐的。这就需要构建一条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是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十三五”浙江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助于重构对外开放格局、突破经济转型难题、扩大合作交流领域、开辟投资项目新领域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的开放型经济领先于全国,应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将融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与推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际经贸合作核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和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区,并从推进优势产业对接、突出贸易畅通主题、构建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网上丝绸之路”核心力、拓展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和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等方面加以推进。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

“一业一会”是当代中国最具法团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之一,但现实中行业协会的发展与这一规定相去甚远。本文首先回顾了“一业一会”制度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蜕化历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一业多会”情况,进而尝试提出一个“内部官僚有限竞争”模型作为理解全国性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成因机制的框架。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与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将面临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任何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所没有的,也是欧美国家的革命经验不可能提示的,因而是一项“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94年的战斗历程,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为继续完成自己“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多维视野中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奉行既不同于左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作为流行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第三条道路”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左翼力量为重新自我界定和超越传统政治认同模式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是对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资本主义改良的探索和尝试。“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它并不能消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制度危机。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阳明“良知”、“良能”概念之关系探究——兼论“良知”之本质

关于阳明“良知”和“良能”概念的探讨,学术界较少谈及,因为良知已然包括了良能之义。对阳明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良知,它是气、精、神之合一体。具体来区分的话,在宇宙则为天理良知,在人心则为人心之良知。天理良知是全知全能之整体,人心之良知则必然亦是知能之整体。     

“二王”、“二溪”之间的周汝登

“泰州学派”是《明儒学案》中一个十分特别而复杂的学派,晚近学界对此不断有所澄清。本文从吴震重新拟定的“泰州学派”最重要的系谱出发,考察“二王”、“二溪”之间的一位重要王学学者周汝登的自我定位以及学派区隔。由此见出明代中后期王学思潮中泰州学派与浙中王学的关系,二者不论是在义理思想层面还是在流派传承层面,虽然经常存在一些细微的分别,并且一些差别表现似乎有所保持,但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涉,后期发展中已经难以区隔,他们共同推动王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