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低处迁:武陵山区土家族自愿搬迁移民的理性选择——基于重庆石柱县汪龙村的调查

自愿搬迁是没有列入政府计划,没有享受政府财政补助的农户,为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而自愿实施的迁徙。居住在武陵山区海拔较高的土家族人,因自然地理环境与道路交通状况的限制,在经济、教育、择偶、就医、养老等方面面临困境,部分民众自愿选择从山上向山下搬迁。这一搬迁实践是迁移者基于"经济理性""生存理性"和"社会理性"综合考量的结果。当然,自愿搬迁后出现的某些问题,如迁出地的发展与规划、搬迁者的户籍及搬迁后的生存发展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从政策的宣传和实施多元等方面进行介入、引导和帮扶,以达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科学发展,及搬迁户生活水平提高的综合效果。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 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科斯定理的内涵,制度安排如果要实现效率,就要在“局限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法制改革的 “局限条件”是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从实践出发,以凝聚社会共识、向社会亟须领域分配法律资源、稳定修宪和实验立法等路径,渐进式推进法制改革,降低法律制度变迁成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中秉持这种政治智慧: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合理配置法律资源、以进一步简政放权,统一政府经济目标和政治发展函数、以提高公民法治意识遏制机会主义并树立法治理念等,继续提高法律制度效益。     

南宋时期摊丁入亩演进轨迹及内在机制考析

南宋的摊丁入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在旧税法中丁口因素不断衰退, “身丁钱” 逐步向田亩税归并, 并最终在大部分地区得以蠲免, 力役征调依据逐步从丁口向资产转化, “免夫钱” 随着自身推广而走向消亡; 另一方面, 不少地方的水利新役法通过 “计田出丁” 和 “履亩纳钱” 等制度创新, 使得赋役征取中的田亩因素逐步增强。从制度变迁动力角度看, 南宋摊丁入亩变革得益于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的推动。     

选择学医的动机与社会流动的期待

选择接受医学教育的动机与向上社会流动的期待有着密切关系。针对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硕士生群体的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对象五成以上来自农村或社会经济地位为中低阶层的城市家庭。学生及其家长对医生职业的“实用性”和“稳定性”认知,根源在于阶层文化、内生的家庭文化资本以及“稳中求升”的家族主义理念。这是一种基于生活实践又富有想象性的认知。学医的选择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向上社会流动策略,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诠释途径。     

平等话语流变考

纵观现代中国百年历程,平等犹如一颗酵母,酝酿了伦理、政治及社会领域的历次观念革命。从晚清平等话语初渐、民初共和平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阶级平等,经主体平等、选择平等、社会平等,平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话语,成为衡量政治是否合法、经济是否康健、文化是否进步的正当性基准。“敌我区分”、“左右之争”之下,两类不同性质的平等话语体系造成了一种新的司法认同和政法知识传统。当前,以主体独立人格为起点的三大平等,则主要以法律话语、权利话语及其语言逻辑表达自身,并内在地具有一种重构社会和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技术化的“去政治化”特征。平等话语在社会化、权利化和技术化发展进程中,开始从国家建构领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细致的社会“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双螺旋耦合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民族文化系统和城镇化系统两大系统链条,二者存在着互动自反的双螺旋耦合关系,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城镇化”双螺旋耦合模型。其中,人、知识、产业、生态这四大“碱基对”形成的双链结构,既是关联民族文化链条与城镇化链条的联结要素,同时也是二者相互作用、耦合发展的基本内核。民族文化在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复制和传递,进而推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螺旋上升与协同发展。推进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需要构建城镇人文化、城镇知识化、城镇产业化和城镇生态化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耦合模式,而政府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文化驱动力则共同形成了驱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三元驱动力。     

社会语境下艾滋病传播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基于云南边境跨国务工傣族女性及其留守丈夫的分析

近20年来,云南某边境县出现了大量跨国务工的傣族妇女,她们大多已婚,流动至泰马边境从事按摩服务。妇女的流动使得当地家庭结构和不同人群间的性关系随之发生巨变, 深刻影响着当地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定。由于艾滋病的普遍流行,“高危人群”设立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差别”特质的产物,先前存在的若干“偏见”可集于一身,把某些特殊人群标定为“危险的他者”,由此影响公众对自身感染风险的误判,忽略“高危行为”这一隐藏于“高危人群”之下的真正风险。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旅游仪式论质疑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是视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如今,仪式理论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一些旅游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本来就可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过程,而仪式则可用“神圣的旅程”来表达。不仅如此,旅游仪式还被认为是类似人生礼仪中的“通过礼仪”,并以之来分析旅游的性质和动机。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程序上对旅游的非仪式性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旅游与通过仪式在结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不能是通过仪式,更谈不上神圣。     

新疆少数民族省际迁移问题研究

新疆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新疆人口素质偏低的矛盾日益显现。通过从经济、环境、政策等方面分析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缺乏活跃度的原因,并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说明新疆少数民族省际迁移对人口素质提高的积极影响,从而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保障作用,从迁出地和迁入地两方面形成人口迁移的良性发展机制。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

滇池流域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谚语、宗教信仰、劳动习俗、民间歌谣、节庆、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既有观念、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也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观念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万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哲学等|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崇尚节俭”等。研究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可以保护传承其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 而且也将有助于为滇池保护治理问题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与理论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基本以山区为主,具有突出的山地矛盾。按照传统城市化路径,平坦土地的短缺会对城市化产生“尾效”,出现农民“失业”与“失地”并存的问题,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使多山地区陷入城市化困境。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所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和多山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为中国西南地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出路。通过发展山水城市模式、城镇上山模式、山间小盆地多中心模式、以及垂向立体模式等,能够解决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领导者节制德性涵养研究

国家治理要求领导者保持勤俭节约良好作风, 要有节制的德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 节制德性在一些领导者身上日渐淡薄。 当前廉政建设中反对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的 “四风” 和 “三严三实” 教育, 就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和培育领导干部的节制德性。 由领导角色的特殊性决定, 领导者必须驯服欲望、 节制权力、 克制情感、 抑制冲动、 约束享乐。 这不仅是建设性领导的前提, 也是领导者个体生命发展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培育领导者节制德性, 具有着紧迫性和关键性。     

合法性基础、行动能力与灾害干预中的政府行为——以汶川地震灾后快速重建为例

政府已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灾害治理当中,并成为其中的关键行动者,但我们对支撑政府灾害干预行动的关键变量及其运作机制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合法性-行动能力”框架认为,政府合法性基础和行动能力决定了政府灾害干预的意愿和实际能力。对于“绩效合法性-强行动能力”政府而言,快速完成大规模灾后重建是其在绩效合法性压力下的优先选项,项目制和科层制的捆绑运作极大地强化了政府灾害干预能力。沿着科层体系把灾后重建这个巨大项目逐级分解,各级官员围绕项目机会和晋升机会展开竞争,由此,灾后重建获得了加速推进的内生动力。但是,在巨大的项目时间压力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关注时间可控性较好的硬件建设,忽视耗时更长的软件建设,在项目决策过程中更可能忽视甚至排斥社会参与,这些都增加了灾后重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论农村土地征收后农民合法权益实现的政府服务责任

农村土地征收后,失地农民面临权益受损维护问题、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服务型政府是当代政府治理的基本模式,蕴含责任政府的服务特质,也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目标。服务型政府应从实施建设性安置、加强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实施“政府主导型”的就业安置与促进就业创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及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等几方面,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实现服务责任型政府应尽之责。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抑或元范畴是建构一门学科最基础的理论问题。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好这个基础理论问题, 否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终将沦落为没有经济范畴 （经济范畴是构成经济理论最基本的语言单位）、 没有理论 （原理） 和理论体系的拼盘, 随时可以推倒重来。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需要从以下三个问题出发： （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 （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３）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内容到底是什么。 由此, “剩余产品” 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因为, 只有剩余产品才是真正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