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以西藏为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价值,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考量。在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融涵区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构建对“现代公共人文精神”认知的均衡性,构筑民族地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归属感”,并以此引导多元文化需求的升级,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与战略价值。     

论民族地区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个案

城镇基础设施是为城镇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本文以黎平县为例,分析民族地区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探索新形势下加强民族地区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径,以更好地推动和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吉林省城镇化特色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分析

吉林省是一个多山、多林、多沙漠地区,城镇的腹地遥远,其城镇发展既不能走外溢型,也不能走数量扩张型,只能走内敛型城镇化道路,即重在提高原有城镇和城市的质量,作数量上的微调。这种内敛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是:改造农村传统农业,提升城镇中小企业,下移特大城市传统工业,最终形成农村工业向城镇延伸,城市工业向城镇下移的吉林省工业发展特色链条,用信息化推动城镇化。     

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典型的旅游依赖特征。片区城镇化建设中民族文化内涵建设存在的诸如文化资源开发市场化,文化产业链条单一化,文化基础设施滞后化,城市文化品牌低端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城镇化建设协调互动的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主导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探析

城镇产业是城镇化的支撑,而主导产业作为区域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是城镇化的动力源泉,对城镇化进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主导产业因其较强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在促进人口集聚,增加非农人口比重、扩大城镇用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镇文化传播、促进城镇文化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社会资本视阈下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治理

民族地区城镇化,不但需要加强法律保障及政策指导等自上而下的"硬制度"功能的发挥,还需要充分发挥包括信任、社会网络、互惠准则及共同规范等社会资本自下而上"软制度"的作用。社会资本是促进民族地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驱动力,社会关系是民族群众在城市就业、生活以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依托。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城镇化面临着多元文化融合适应、狭隘民族信任封闭性、缺乏互惠互利准则及共同价值规范等问题,干扰了城镇化的进程。培育适应城镇化的民族社会资本,搭建城镇化社会信任网络,重构各民族共生发展机制是实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资源共享以及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研究——以云南沐村傣族为个案

傣族孩童教养是在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养构成的整体系统中实现的,家庭、村寨、学校、“文化他者”等多元教养主体因子之间及其与孩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边互动。家庭成员将民族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对孩童言传身教,熏染濡化|傣族与周边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同域共居在沐村作为花腰傣文化的典型旅游点进行着多元文化互动|以家庭为中心,整合了其他主体教养实践的开放式孩童教养体系在社会场域中进行着“交响乐式的表演”|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在重重矛盾关系互动中,傣民族平衡调谐,静观其变,守望幸福。由此提出,文化自觉,构建多元教养文化互补机制,寻找互动中的平衡支点,是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互动实践的普适性价值。     

文化:城镇规划和建设的灵魂

把历史、民族、自然文化精髓贯穿于推进城镇化的全过程,加快形成特色鲜明、风格独具的城镇形象和城镇布局,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文化是城镇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城镇作为人类相互联系、聚集、聚居的产物和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人类文明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性和障碍因子分析

运用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障碍度诊断模型,评价2009～2018年湖北省16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综合诊断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16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整体较低;耦合协调度较低,长期处于中度失调状态,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16个市州呈现三层耦合协调等级;障碍因子包括经济城镇化发展不足、社会城镇化受阻、财政平衡能力弱、大量人口外迁.对应可采取完善政策制度、统筹区域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平衡财政收支、积极应对人口流动等措施,以期为推动实现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高度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基本以山区为主,具有突出的山地矛盾。按照传统城市化路径,平坦土地的短缺会对城市化产生“尾效”,出现农民“失业”与“失地”并存的问题,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使多山地区陷入城市化困境。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所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和多山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为中国西南地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出路。通过发展山水城市模式、城镇上山模式、山间小盆地多中心模式、以及垂向立体模式等,能够解决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基于协同学的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有着多样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引人入胜的自然生态,发展魅力独具的旅游业可谓得天独厚。本文尝试将西部民族地区设定为整体的系统单元,运用哈肯协同学理论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作理论上的架构。论文指出:区域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序参量,宏、微观政策环境是其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发展的控制参量。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

滇池流域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谚语、宗教信仰、劳动习俗、民间歌谣、节庆、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既有观念、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也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观念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万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哲学等|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崇尚节俭”等。研究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可以保护传承其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 而且也将有助于为滇池保护治理问题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与理论思考。     

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     

家庭的民族特征与藏族大学生的高中学业成就

学业成就对少数民族学生参与祖国现代化事业与拓展个人发展机会有着重要影响,也是２１世纪国家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之一。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学业成就差异,通常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解释路径。以来自于藏族家庭的孩子为例,其高考成绩明显低于来自汉族家庭的孩子;相比社会阶层、城乡等结构性因素,家庭的民族身份与藏族大学生高考分数之间有显著关联。家庭民族身份反映了学生家庭的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通过显性（比如汉藏语言能力）和隐性（比如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认知）等多种路径,对子女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因此,今后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关注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应加强藏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高他们数理化学科的成绩,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和拓展他们的就业空间。     

再论中华民族建设

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留下的重要遗产。中华民族形成以后,便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和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华民族内部却不是均质化的,而是结构化的。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因此,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被定义为“民族”并朝着民族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本身却逐渐地虚拟化了,并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这与中华民族在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是相互矛盾的。解决这个“应有”与“现有”的根本性矛盾的惟一途径,便是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发展和一体化。中华民族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既要从长计议,又必须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而迅速采取行动,尽快在总体谋划的基础上着力推进。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