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与“良知”的紧张与磨合——湛若水与王阳明哲学思想比较

湛甘泉与王阳明在＂格物＂与＂格心＂、＂天理＂与＂良知＂上进行了激烈论辩,并分别以＂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的为学宗旨分庭抗礼,而又互相吸收与借鉴,从而促进了阳明学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对明代心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论明代疑古辨伪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

明代学者受宋元以来的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疑古辨伪的学术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颇有创见。明代学者在总结前人疑古辨伪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从作伪者的生活环境、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脉络、同时或前后的时代状况及其在书中遗留的痕迹、文字、文体的变化等多视角来辨识伪书，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了辨伪学理论与方法，促使辨伪学走向成熟。在疑古辨伪实践上，明代学者宋濂、胡应麟、梅蔫等通考群书真伪、综合性地辨识古籍，或专著一书辨一部伪书，成绩都较为显著。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辨别古书真伪的宝贵经验并对当时的疑古辨伪之风超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清代及近代疑古辨伪学术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典诗学视域中黄庭坚学杜之论的嬗变

黄庭坚学杜之论在历史流程中起伏较大,具体体现为:宋代,人们普遍认为黄庭坚诗师法杜,是其发轫;金代,以王若虚为代表的观点是黄与杜了无关涉,是为颠覆;元代,以方回为代表的观点是黄庭坚善学老杜,是为重申;明代,大多数人认为黄庭坚得杜之偏门,是为疏离;清代,诗论家们认为黄庭坚学杜非杜,是为深化。古典诗学视域中黄庭坚学杜论的嬗变,昭示了杜甫和黄庭坚创新求变的诗学精神,导引着诗歌创作不断走上由因而创、运变生新、保持鲜明个性和独创品格的康庄大道。     

复古运动中的王九思及其文学思想与创作的转变

明代中期复古运动的参与者中,王九思是最早步入政坛的,先受到李东阳领导的茶陵派清新流丽诗风的影响。其后随着复古派的领导者李梦阳、康海的相继入京,王九思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开始转变。正德以后复古运动逐渐消歇之后,王九思的文学思想又开始向"文以载道"方向靠近。王九思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这种变化,也可以窥见明代中期文风转圜变迁的过程。     

中国避讳学:历史分期与学科构建

避讳是指语文生活中或行为方式上的避忌现象,避讳学就是有关避讳研究的一门学问。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成就巨大,是中国避讳研究的最显著特点。然而述而不作的治学思想、通经为第一要务的功利目的,导致人们长期关注避讳材料的整理而疏于避讳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陈垣《史讳举例》以前的避讳研究,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避讳学。二千多年来的中国避讳研究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至明代的避讳史料学时期、清代的避讳学萌芽期、近代的避讳学形成期、现代的避讳学发展期。避讳学和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文献学、文化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密切相关,但是,不能沦为其附庸。我们应该走出"盲人摸象"的误区,建立独立的一般避讳学。     

明代天主教对阳明学的融摄——以利玛窦的《交友论》为中心

传教士对阳明学的融摄是明代天主教史的研究中较少关注的问题,研究利玛窦《交友论》与阳明学友谊观的关系是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利玛窦不仅在写作《交友论》之前与阳明学者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吸收阳明学友谊观的思想资源。融摄阳明学思想资源是利玛窦及其之后的传教士＂适应＂中国文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歌谣与明代政治研究

进入明代,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歌谣的大量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明代歌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集中反映在对政治的关注、民生的重视和品评人物等三个方面。明代歌谣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明代歌谣,对我们了解和正确看待明代历史具有积极意义。     

著名散曲家冯惟敏之江南亭

正临朐县老龙湾风景区内有一明代建筑,名曰"江南亭"。虽名为亭,但实际是一栋有墙的单体屋舍。此亭位于熏冶水(即老龙湾)之南,濯马潭之北,是明代著名散曲家冯惟敏之"别墅"。江南亭的主人——冯惟敏曾担任直隶涞水知县、镇江府学教授、保定府通判等职,后于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弃官归隐故里。清光绪《临朐县志》记载:"自免归,结庐熏冶水上,名其     

反对阐释学视角下的明代诗论

明代诗歌阐释学相对于宋诗学来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即是诗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水月镜花＂之喻,形成了明代诗歌反诠释反笺注的阐释倾向;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反对阐释学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反对哲学层面的本体论主义和传统的内容说,二者在诗学特征方面表现出隐性的遥契,具体可概括为：消解作者的意图、回避文本内容和关注感觉和体悟。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对西方传统庸俗释义之风的彻底反叛,是对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后者是对有宋以来＂尚意＂阐释学的颠覆,是对知识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解构,二者都具有解构性质。     

从词语训释看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尚——以《青藤山人路史》为例

本文从分析评议徐渭的札记《青藤山人路史》中的词语训释,看明代中后期阳明学盛行之时的学术风尚。本文认为该书体现了徐渭作为文学之士考稽的特色,显示了大写意画家徐渭笃实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其训释考稽的不足。     

试析明代云南儒学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

明代云南的儒学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究其原因,明朝以前云南的儒学教育为其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明统治者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以及明代出现了汉族人口迁入云南的高潮,形成了发展汉文儒学教育的社会基础。这三方面的原因促成了明代儒学教育的空前繁荣。     

略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及其影响

明代晚期适为中国社会由古代及近代转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开始接轨的时期。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乃为此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最直接之表现,同时这一变化又加速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对此过程作一缕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明代社会结构变化与白银货币化之关联,而且亦有益于对白银货币化之影响作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阳明学的传播及当代启示——以书院为中心

作为中国儒家思想重镇和宋明理学的翘楚,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出现并迅速传播,在士林诸生和广大民众中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阳明学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崛起与其重视书院、推广讲会关系密切。王阳明自从龙场悟道后,首倡龙冈书院。此后,书院讲学成为王阳明以及王门后学思想传播的主要方式。客观地讲,阳明学的书院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学术传播方式。但阳明学在思想传播和书院教育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在新时代,阳明学的传播和书院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富有启示作用。     

"东学西传"述评(上)

明代至清中叶的"东学西传",经历了译介引入阶段、研究化用阶段."东学"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对西方发生过深刻影响;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与阐发均极为匮乏.当前,研究"东学西传"史,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人类在新千年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莫大的意义.     

论黄宗羲哲学的经世品格

由王阳明开启的心学潮流，其学风自明中叶后逐渐流于空疏和狂荡，其无济于国计民生的面目暴露无遗。明清之际的思想大家黄宗羲为重建儒学“经纬天地” 的品格，对明代学术和宋元学术进行了系统总结，将宋明理学的气本派、理本派、心本派冶为一炉，建构了其独具特色的本体一工夫学说，将儒者之学落实到事关国计民生的日用事为中，形成了其哲学的强烈的经世品格。     

明代文人与明式家具

<正> 我国家具工艺历史悠久,明代的明式家具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代表和巅峰,经过长时期的争论,学术界一致认为明式家具不同于明代家具。明式家具是指明代至清代前期生产的,以黄花梨木、紫檀木、红木、铁力木、乌木、鸡翅木、楠木等为主要用材的,具     

明代中后期出版管理失误初探

明代图书出版事业颇为发达,明初的黑口本可与宋元板相埒。即使在明代中后期,苏州、常州、金陵、湖州、徽州等地出版的图书,其质量也相当高。但就总的刻书质量来说,明代出版的图书不及宋元。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民间刻书风气变坏。表现为校勘不精,任意窜改和删节原文;装订不善,脱页较多;无用的序跋连篇累牍,甚至伪造古书。形成了一种“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的风气。     

明代官员低俸成因探析

明代官员俸禄低下,旷古未有,关于其原因学术界鲜有探究。本文从明初统治者的廉俭治国思想、明代财政的困难、钱钞货币体系的崩溃以及明代职田的消亡等几个方面入手,多层次地探讨了明代低俸从明初到明中期形成过程及原因。     

明代监察逾权对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历史借鉴

监察官的逾权是中国古代历朝监察制度权力异化的重要诱因。把明代监察官的逾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以监察案例为切入点,研究明代监察权异化在明代军政事务上的表现及其影响。吸取明代监察官逾权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新时代监察制度的完善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明代言官反腐沉浮警示

<正>言官由反腐倡廉的"去污剂",最终沦为腐朽堕落的"催化剂",其中的历史教训值得探究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以执掌言路、司职监察为职责,是明代反腐监察的主要力量。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明代赋予言官广泛而重要的职权,诸如规谏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