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探析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契合犯罪本质特征的评价等三个方面,合理性则具体体现在变通根据的充分性和多元性。民族地区刑法变通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制的需要。     

论刑事和解的适用限度及其践行难题

刑事和解目前正在司法实践中规模性地开展,从实用主义的进路看,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作为一种新的刑事案件处理方式,其只能作为刑事程序的一种补充。以法益侵害说为基础,从报应主义的刑法理论或刑法的报复性根源解析出发,刑事和解应当限定于轻微刑事犯罪;基于政策的考量以及生理因素的不同,刑事和解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对于重罪案件包括死刑案件则不应当适用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在实践中适用率比较低,症结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打破路径依赖,需要我们注重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并积累资源。     

《刑法修正案（八）》的批判性审视——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

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和周延性,是刑事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作为历次刑法修正中变动幅度、力度最大,也是最为全面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总则部分的管制刑修改、累犯修正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刑法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盗窃罪之立法语言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具体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现状与路径选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定。当前,这一规定仍存在以下弊端:民法和刑法适用上的冲突造成被害人权利救济渠道狭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实际上等同于证人,对被害人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缺乏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难以实现。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路径选择是: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应当完全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和规定操作,完善起诉阶段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意见权,确立刑事和解规定,建立刑事精神赔偿程序和被害人国家补偿程序。     

“轮奸”认定的相关问题探究

随着近几年国内外轮奸案件的频发,如轰动一时的"印度黑公交轮奸案"、"旌德县三男子轮奸一女教师案"、"李某某轮奸案"等,轮奸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也成为阻碍社会秩序稳定的不良因素,我国刑事立法将其置为强奸罪的法定加重情节之一予以严厉打击,但该情节的司法适用仍旧存在问题,通过反思立法存在的不足从而探究完善之路径。     

酌定情节法定化的理据与路径

酌定情节作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核心内容,其法定化的基本法理依据是:绝对理性的幻灭与自由裁量的无可规避性,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导向。其法定化的现实依据是基于对我国现阶段司法现状的考察,对我国刑法学界重定罪轻量刑、重法定情节轻酌定情节错误导向的纠正,以及对域外立法成功经验的借鉴。酌定情节在刑事立法上的路径抉择为:刑法总则在规定量刑的基本原则时尽可能详尽地标举出量刑应当考虑的基本因素;以立法的形式标举出现实中较为常见、司法实践和理论总结较为成熟、含义相对确定的酌定情节。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铁路法》中刑事罚则适用问题研究

《铁路法》刑事罚则所规定的有些内容与现行《刑法》的相关规范之间存在着法律冲突问题,同时二者间还存在着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而且其法律位阶上也有差异。研究表明,《铁路法》中刑事罚则的内容已纳入现行《刑法》,已为现行《刑法》的相关内容所吸收和替代,因此其刑事罚则的内容实际上已失去原有的立法价值。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选择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浅谈我国盗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盗窃犯罪是我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一种犯罪形式,其数量在很多地方占据了犯罪之首。我国关于盗窃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不完善之处。本文从适当提高追究盗窃罪数额的起点、将虚拟财产纳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单独设立单位盗窃罪、单独设立刑法条文追究盗窃珍贵文物犯罪行为以及将邮政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取财物的犯罪行为由盗窃罪改为职务侵占罪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盗窃犯罪刑事立法的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法治建设尽微薄之力。     

贿赂犯罪主观方面推定立法化问题探讨

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刑法改革力促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我国刑法的重要任务。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现行刑法必须顺应客观的经济社会形势,从立法理念和立法内容两个方面就经济犯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改革。从立法理念上看,要重视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作用,关注刑法的谦抑性和时代性意义,明确经济违法犯罪化的条件,凸显对经济犯罪刑法治理的经验。从立法内容上讲,重点是:在犯罪化问题上,调整经济犯罪的布局和个罪构成;在刑事责任问题上,一方面要改革刑罚体系,废止死刑适用,增加能力罚种类,完善财产刑规定;另一方面要充实、细化非刑罚措施,明确其他责任形式与刑事责任的并合适用制度。     

虚假诉讼刑法规制思辨

通俗讲,虚假诉讼就是诉讼造假。虚假诉讼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使得由刑法对其规制成为正当和必要。现行刑法条文中没有一个罪名与虚假诉讼直接对应,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刑事立法对虚假诉讼独立设罪很有必要。从虚假诉讼侵犯的客体以及刑法体系的协调性来看,将其列入妨害司法罪最为适当。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具体适用该罪时应当对其犯罪形态、罪数形态等慎重分析。     

从刑法修正案看我国轻微犯罪的立法趋势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确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受国家法治发展、国家权力重新配置、警察权限缩、司法权扩张的影响,近几次的刑法修正中出现了强烈的轻微犯罪立法趋势,且这种立法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并成为我国刑法修正的主要内容。为有效应对该立法趋势将给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刑法制度、诉讼制度、司法救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应尽早建立轻微犯罪制度。     

论刑法的私法化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为传统意义公法的刑法,逐渐出现私法化的倾向。刑法私法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作为新兴事物,刑事和解既有其积极价值,也有其消极价值。为了有效防止刑法被进一步软化,增强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从立法、司法等方面予以规定,以协调刑法司法化与刑罚的目的间的关系,解决其与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的冲突,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实体法内的理论辨析

伴随公众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公民权益保障越来越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这在刑事司法领域内也尤为突出。刑事和解制度正在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呈现一种日趋兴旺的势态,然而我国关于刑事和解的立法却尤显迟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立法者,包括社会公众对于刑事和解是否与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尤其是与刑法基本原则和刑事责任是否存在冲突留有疑惑,为此,笔者将在综合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浅薄看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与程序设置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灵魂,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前进方向.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谦抑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和谐理念.为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在程序设置上应当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扩大不起诉范围,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刑事和解在实体与程序二维视角的考量

刑事和解在我国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多元的理论基础,拥有价值上的生存土壤和现实空间.在刑事实体法上,应该既肯定它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契合,又要在现有立法技术上突破传统的偏见和认识误区;在刑事程序法上,应该把刑事和解限制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在刑事三元结构的基础上使参与刑事和解的当事人进行良性互动,通过刑事程序满足实体法践行刑事和解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