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学视角下的风险控制问题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公司法改革为中心

风险控制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公司法》对风险控制的规范不尽完善.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立法和判例,在公司的组织结构和董事的“约束——激励”两个方面强化了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反映了《公司法》发展的新趋势.     

论上市公司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评新《公司法》第123条

本文分析了新公司法第123条,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特点以及我国目前的治理结构,认为我国新《公司法》并未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国务院根据新《公司法》授权在制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时,应借鉴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经验,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监督制度,允许上市公司自行选择治理模式。     

公司法概念之我见

公司法是规范公司组织行为和活动的重要法律,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公司法的概念,给公司法下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义,对商事法学理论和公司法学理论的健全和完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笔者认为,“公司法是调整公司的种类、组织存续和机制运行的法律规范总称。”     

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公司法实施五年来,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公司法的实施,影响着公司的规范运作.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组后,国家对公司中的国有资产仍享有所有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难以说通;健全和完善国有股权的运作模式与国有股权行使的机制,是国有企业公司化改组必须解决的问题,严格贯彻执行公司法,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权力制衡机制,是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有效途径;公司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再论股东与公司之关系——《公司法》相关条文之评析

股东作为公司成员并不会与“公司”发生法律关系，而只会与公司机关成员（董、监事）以及其他股东发生法律关系。论著及日常经济生活中人们所说的“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是股东和公司成员（董、监事）以及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公司法就是规范股东和股东之间的关系，股东和公司机关成员（董、监事）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关系的组织法。《公司法》中一些关于规范“公司”的条文存在语言表达欠准确性的不足，因为这些条文在语言表达上虽然以“公司”为规范对象，但实际上却是规范公司机关成员（董、监事）或者公司控制股东的。从立法科学性的角度考虑，应当对这些条文进行修正。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发起人刍议

1992年6月,国家体改委公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下简称《规范》),就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规定。《规范》既参照了国际公司法通例,又有中国特色;既能指导目前股份制试点工作,又为未来的公司法的出台当了先行军。笔者拟对《规范》巾有关发起人的几个问题试作初探。 一、发起人的含义。公司的创建,必须由若干人来具体进行,这些创建公司的人即为发起人。国外公司法一般认为发起人乃是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之人。例如,台湾、日本公司法均规定,所谓发起人是指正章程上作为发起人署名者,未在章程上署名,即使实际参与公司的设立过程,也不得为发起人(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在章程上签字盖章,即可有发起人的权利义务,而不论是否参予公司的设立)。如此看来,把在章程上签字盖章作为唯一条件过于机械。何况,公司设立中的章程尚未经主管机关登记,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至多是一个草案,在这种非正式的章程上署名盖章又有多大法律意义?所以,国内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持有异议。《规范》则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国外的表述,即“公司发起人,是指按照规范订立     

风险社会下公司法功能的政治约束与风险防范——一个政治解释的框架

传统意义上对公司法功能的解释多集中于经济层面，但在社会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种解释未必十分有效。公司法的功能在风险社会下亦受社会政治因素的约束与影响。马克·罗伊教授比较了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所有权集中制受政治影响力的大小，并以此反映现代公司法功能中需要强化政治约束力以防范诸多社会风险。而通过重新解读我国公司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规范与党组织活动规范，可以发现要理解和把握公司法的现实与未来，也需要关注公司法功能的政治影响因素，以求防范未来公司的风险。     

公司自治下的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关系论

公司是自治法人，公司章程是实现公司自治的重要手段，是公司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在公司自治视野下探讨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关系，从公司法的规范结构出发界定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边界，厘清界定理论在解决自治与强制这一矛盾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各自的功效，以实现公司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健康发展。     

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看我国《公司法》的完善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又称“刺破公司面纱”或“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本文在分析、论证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理论基础和类型的基础上 ,对我国公司立法借鉴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措施进行了探讨     

董事篡夺公司机会之法律评析

“公司机会”是一种新型的“期待权”。在英美公司法中 ,董事篡夺公司机会之禁止义务是董事忠实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有别于竞业禁止义务。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成熟和完善 ,掌握信息、把握机遇是公司成功经营的关键 ,因而在《公司法》中强化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 ,防范董事“篡夺公司机会”业已十分必要。英美公司法中“公司机会条规”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     

论我国公司法律形态的改革

《公司法》中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法律形态,这一划分方式忽略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差异,导致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封闭公司处境尴尬,既不利于这一部分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公司法的革新.因此,应以封闭性与公开性为标准重构公司法律形态,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司法的现代化改革.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有“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之争,随着法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人们从民事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客观真实”标准的局限性、“法律真实”标准的可行性,重新认识,逐渐接受“法律真实”标准。     

判断“科学证据“的科学性标准——中美有关证据制度的比较研究

"科学证据"并不一定科学,因此审查经科技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有明确、科学的标准.标准的确定着重解决证据本身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应用证据解决具体问题所使用的科学方法或程序.而制定我国判断证据科学的标准时,应以波普尔"证伪说"为理论基础,吸收DAUBERT具体标准的优点,克服其不足之处.     

试论公安行政的执法环境

当前,公安行政执法环境较差,这有执法客体方面的原因,也有执法主体方面的原因。故此,必须完善各项执法规范,指导规范执法;考核指标贯彻“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文明管理”的原则;依法追究妨碍执法的法律责任。     

诉讼证据认定标准之我见——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关系谈起

在司法实践中,以“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作为认定证据的标准,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实践中许多法官把“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这不符合司法的基本原理。用“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不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及时地审结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防止错案的发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欧盟公司法改革评析

2001年以来,欧盟在管理方式、信息披露、公司监管、股东利益保护等方面对公司法进行了系统化的革新。这对从体系结构、公司监管以及股东利益保护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加强对非上市股份公司监管的思考

近几年来,我省股份制公司不断增加。有不少股份公司在改制以后,不能严格按《公司法》规定运作,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甚至存在严重的违规违纪问题,这就需要增强对非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切实保障其法人实体地位,着眼于促使公司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和强化股权管理基础。对于非上市公司监管要立足于过程监控,突出建立完善以财务为核心的核算管理体系,规范利润分配,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论公司代表人的法律性质

研究公司代表人法律性质是各国公司法学界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基于法人实在说理论形成的大陆法系的代表说,还是以法人拟制说理论为基础衍生的英美法系的代理说,目的在于探讨代表人（或代理人）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代表人（或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效力以及代表（或代理）行为后果的法律归属.文章拟通过对代理说和代表说两大代表性学说以及两大法系公司代表人制度的分析比较,对公司代表人的法律性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以期为我国公司代表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有所裨益.     

论环境NGO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

现有国际环境法体系已经赋予环境NGO一定的权利,从而使环境NGO能够以"咨商"、"观察员"、"合作伙伴"、"法庭之友"等身份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但是,关于环境NGO的法律主体地位则存在争议,焦点是法律主体标准问题.依据权利义务标准,环境NGO已具备有限的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因此,在未来国际环境法律秩序中,应构建多元主体的伙伴关系,重视环境NGO的作用.     

评鉴公司法之意思自治理念——以合同为视角

《公司法》作为一部张扬意思自治精神的法律被学界和实务界高度肯定。盛赞之后的思考是：意思自治既然是传统私法的灵魂和核心,那么对于在一定程度上被公法化了的公司法,意思自治是如何展开适用的,其本源性依据何在,其与合同法对于意思自治的诠释有什么不同以及其强制性规定在法律适用上是对意思自治的挟持还是力挺。基于以上法律困惑笔者展开以下分析：理论层面上,本文以合同为视角,以公司契约论为进路对意思自治制度在公司法背景下进行了寻根性研究;技术层面上,以《公司法》规范配置的设计为依托,深度挖掘我国公司法运用意思自治制度的积极价值和经验教训;操作层面上,从市场的深度融入、司法的谨慎介入以及规范的合理配置等角度提出了公司法关于意思自治制度的更新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