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教育异化下学生幸福的缺失

教育异化是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的异化违背了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使教育变成了人发展的桎梏,导致学生幸福的缺失.教育目的和教育价值的异化是导致学生幸福缺失的主要原因.此外,教师的异化加剧了学生幸福的缺失.本文指出应通过树立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清除阻碍学生获得幸福的障碍.     

企业职务发明激励机制法律研究

现行立法以企业权利优先的产权激励方式和以企业为主导的奖酬激励方式,存在制度缺陷,造成激励失灵.完善职务发明激励制度的进路,应从职务发明企业与职务发明研究人员两类主体利益出发,对职务发明财产性权利束分别进行利益重新配置.对企业激励而言,需要以政府为推动主体进行职务发明产业化的基础配套制度设计.对激励研究人员而言,应首先尊重企业与研究人员之间意思自治,但亦应设置法律底线防止侵害研究人员职务发明权益,并实现国家知识创新积累的公共利益目标.     

职务发明制度的理论基础——兼议《专利法》第三次修订所应采取的相关立法例

职务发明制度的理论基础应是人力资本理论。职务发明人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分配是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提升的必然要求。职务发明归属于单位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合理表现。对职务发明人的有效激励是职务发明制度实施的前提。《专利法》必须为职务发明人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分配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     

驰名商标保护的异化与理性回归

驰名商标保护的价值目标,随其保护范围和保护标准的演进,历经了消费者中心主义和商标权人中心主义,但至善至美的价值目标应是商标私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精妙均衡与和谐.我国驰名商标保护过度关怀商标权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导致了世所罕见的认定异化—立法异化—司法异化的进路,认定方式异化为主动、批量、集中认定,认定效力异化为全域长期有效,认定标准异化为好声誉、高质量、大销量,保护范围异化为全类一统保护.要彻底实现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理性回归,必须深植其价值目标之“根”,培育其价值理念之“土”;重塑其事后终极救济性、被动、个案认定的即时有效性的运行机制;建立驰名商标反淡化制度;优化制度环境,规制认定自由裁量;规范企业对驰名商标的使用.     

试论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对策

本文从公共权力异化的两种现象——公共悖论和权力腐败出发,分析了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异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的因素,二是制度的因素。公共权力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公共管理的满意程度,动摇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文章结合我国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对策。     

职务发明奖酬管制的理论困境与现实出路

智力活动难以监督,导致职务发明的代理成本高昂。该问题有时只能通过让发明人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予以解决。这是职务发明利益分配不同于其他雇佣劳动成果的原因,它限定了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适用范围。如果奖酬激发的额外创新尚不足以弥补制度成本,强推奖酬无异于将手段异化为目的并用权利话语取代理性分析。当分离单项发明贡献的难度增大时,创新机制应更多依赖单位优势,允许以笼统定价取代单次定价、以科层结构替代价格机制。创新社会化趋势正在挑战每项发明奖酬与贡献相符的原则。将该原则强化为系统性管制更是严重缺乏正当性。即使要细化管制,但至少应从主体类别、客体范围和审查模式三方面限定管制范围。     

简论教育异化下教师幸福的缺失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教育发展下所产生的教育异化导致了教师幸福的缺失。本文从教育与教育目的异化，教育与教育价值、人的生命价值异化两个维度阐述了教育异化下教师幸福缺失的原因与表现。文中指出构建社会基础、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是应对教育异化下教师幸福缺失的根本路径。     

中国“吹哨人”制度的异化与重构

"吹哨人"制度是弥补市场监管力量不足的重要手段,但中国"吹哨人"制度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了数十年,至今仍难以称其有效实施。现有"吹哨人"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是低效乃至"异化"的,具体表现为"吹哨人"私益化、"吹哨"渠道虚置、"吹哨人"制度重新信访化等,未能为市场监管提供助益。通过对异化现象的分析,发现劳动保护的缺失是"吹哨人"制度异化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吹哨人"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均以劳动法作为"吹哨人"制度建构的核心,因此中国"吹哨人"制度亟需以劳动法为核心进行重构。为此,应当以劳动者为原型重塑"吹哨人"形象,重新对之进行功能定位,并根据不同的市场监管环境拟定不同情境中"吹哨人"制度的具体规则。     

知识产权制度异化的国家博弈分析

知识产权边界范围和权利内容的不断扩张,对私人利益过度追求而导致“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大量产生,都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激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和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异化”.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由于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博弈力量的不平衡,更容易导致知识产权制度在国际范围内被“异化”,继而将“异化”导入个体的国家,尤其当创新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发达国家更是希望通过主导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来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这将加深知识产权制度的异化程度.但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中国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相当政治经济地位的大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入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构建过程中,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参与和引导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知识产权新规则.     

公共权力异化原因之探析

公共权力异化是各国都有的现象,当前中国尤其突出。原因何在?有人提出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毒害,有人提出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致,还有人提出公共选择理论、权力寻租理论。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评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公共权力异化有两个根本前提,即公共权力性质和作用的二重性,国家公职人员法律身份和行为目标的二重性。异化的原因有制度方面和非制度方面的。     

论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异化的回归

驰名商标对于构建现代商标制度、完善商标保护、提高商标权意识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最近几年来,驰名商标认定与保护走向了异化的道路,成为企业的荣誉称号,成为企业获取高额奖励的工具,成为地方政府政绩的代表。这些都有违驰名商标制度的初衷,需要我们对异化予以纠正。     

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

以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为背景考察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问题 ,其制度原因在于 ,作为资本企业集中股东意志的必然选择资本多数决原则 ,本身却也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 ,从而导致其在公司实践中产生异化。为了矫正控制权滥用而导致的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失衡 ,应当要求控制股东行使控制权时承担诚信义务 ,并通过具体制度架构确保其诚信义务的履行。     

国家征收权的异化及其限制

国家征收权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背离了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设置目的,异化为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工具。异化的根源在于发展理念出现了偏差,过分追求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速度和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不合理,政府成为了利益当事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缺陷使"公地的悲剧"在土地征收环节遭到放大。必须对国家征收权进行限制,限制的有效途径是:公共利益的目的性限制、正当程序限制和公正补偿限制。     

村民自治异化的法理初探

村民自治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制度设计、传统体制的惯性和自治主体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实践中在自治主体、功能和权力等方面存在较严重的异化现象。笔者以为,克服村民自治异化,不仅要完善制度供给,强化组织保障;而且还要贯彻村务公开,加强程序保障,建立有效的司法保障机制,更要完善民主选举制度,提高村民自治主体素质。     

走出科技异化 构建社会和谐

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阐释了科技异化的原因与代价,指出不合理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科技的异化,科学发展观将有利于走出科技异化的困境,构建社会和谐。     

防止驰名商标异化:司法解释的制度设计及其评价

驰名商标异化是一些企业在驰名商标认定的目标、路径和结果上,采取各种行动和策略来背离或偏离驰名商标立法目的或权利本质的现象.司法解释为了防止驰名商标异化,进行了针对性的制度设计,但只能在防止围绕认定路径的驰名商标异化行为上发挥有限作用,而且有进一步刺激驰名商标异化的可能性.在适用相关司法解释时,应当将市场声誉列为驰名商标认定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商标与商品两个方面对商标驰名进行举证,从而保证驰名商标认定符合法律的本意.     

法律异化研究

法律异化是指法律这种人类创造出来的本用于服务人类的社会规范,因为一些原因反而成了走向人类对立面的一种异己力量的法律变化。其表现为依＂法＂迫害、合法伤害、非法侵害、人们对法律的异己感和积极寻求法律的替代品等多种形式。法律异化的人为因素是人的异化,客观因素是法律本身的悬空与不切实际、法律规范限制性的僵化、司法的＂证据中心主义＂和法律运行的程序主义等。克服法律异化的路径有以人为本,确保良法的产生;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防范主体的自我异化;运用宏观、全面的社会治理手段防范法律的异化等。     

异化的消解与人自身的和谐

一、异化的基本理论⒈异化概念的发展及含义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开始于启蒙时期。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赋予异化以系统的哲学含义,即绝对精神自我运动为自然界的这一环节,也就是外化、异化。而自然界向绝对精神回归,重新达成主客统一,就是异化的扬弃。之后的费尔巴哈则用异化这一概念表达了上帝对人的本质的占有。由此异化的主体由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变为感性的人,异化从此具有了否定生命的价值判断的含义。马克思受古典经济学的启发,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分析基础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即劳动产品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参与异化之研究

被害人本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人,然而近年来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却常常出现习惯性的"跑偏",被害人的着力点更多放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被害人的参与逐渐从法庭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被害人参与异化。被害人参与异化表象形色不一,然本质却都是要通过异化的参与方式对裁判结果形成实质的影响,以期实现其诉讼目的。这种参与异化还呈现出由个案参与公共化、法律问题政治化、利益诉求多元化三种趋势。这又从个案层面、制度层面、思想信念层面对我国法治建设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易导致个案不公,诱发制度流变,甚至侵蚀司法权威。参与异化既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故,本文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现行法律规定的参与机制的障碍造成的"挤出效应"以及被害人救济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倒逼,二是司法权威的不足,三是转型社会的客观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借鉴了犯罪学中恢复性司法理念,确定被害人的参与权利,制定并完善相应的被害人参与机制,保障被害人参与的合法性、有序性、有效性,打开被害人面前的法律之门。     

《职务发明条例》：必要之善抑或非必要之恶？

制定《职务发明条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均不具备现实必要性.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时候,《职务发明条例草案》存在法律依据异质与借鉴过时国外立法例的瑕疵.颁行《职务发明条例》有可能导致过度的政府规制,以及导致企业商业秘密泄露、额外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引发“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