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多元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分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七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不足,重管轻治、重政府治理轻社会协同,法制化治理缺失和虚拟社会管理探索不足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更新观念、建设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利用大数据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建立涉及民生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府—公民合作的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措施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时间银行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探讨

时间银行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可以储蓄也可以流通的货币，社区居民通过为别人提供服务赚取时间货币，未来自己需要时可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时间银行在国内外的发展都与互助养老密不可分，在国内也被视作志愿服务的创新模式。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城市社区居民的共生互助共同体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城市社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行动机制不够完善，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时间银行在实践中正逐渐呈现出应对上述困境的社区治理作用，一是促进营造共生互助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责任意识；二是助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实践平台；三是帮助实现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的国际比较

企业治理结构是一种契约制度，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企业治理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决定企业内部决策过程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方法；外部治理则是以外部市场来约束企业，这些外部市场一般包括经理劳动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不同的国家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起的作用不同，同时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结构也有差异。总的来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可分为两类：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本文着重于这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     

治理概念解析

治理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境、不同层次的实践中具有不同的解释。尽管中西方对治理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事实上,各种治理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治理意味着政府功能和角色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良性互动的结果。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优化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议题、机制及行动层面不断发力，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发展和安全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发展治理与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不平衡、机制协同不到位、行动配合不充分。中国需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可从以下路径入手：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平衡议题设置；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治理机制间协调互补；优化治理思维，推进互动治理和联动治理。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为例

公共危机是一种形式多样、危害巨大的突发性事件，而如何有效地对公共危机进行协同治理，则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文中借助协同治理理论，对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了梳理，并从危机意识、政府能力、构建协同治理网络和信息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建议，旨在对推进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有所裨益。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从治理到善治：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方向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治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但是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所以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被村民自治所取代，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也由国家对农村的全面的控制逐步转移到政府和村民合作治理，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而治理只是体现了一个过程，善治才是治理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善治无疑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治理的发展目标。     

地方治理：协同治理机制探究

地方政府应在自主组织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妥善定位自身角色，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协同机制。在协同治理机制中政府应当是资源提供者，制度规则的倡导者，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协调者和监管者。协同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还有赖于地方自主组织的能力建设、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化的推进和公共媒体协调作用的发挥。     

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路径探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需要依赖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开拓精神的乡村精英群体。纵观我国乡村精英的发展脉络,乡村精英的治理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体制外精英治理、体制内精英治理以及体制内外精英的合作治理模式。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渐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但目前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同时应明确内外精英的合作和制约关系。国家要加快相关体制改革,为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的实施＂扫清障碍＂。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内涵、不足及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内容的复杂性和公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力所不及，新公共管理为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产生管理碎片化和不公平现象，治理理论倡导的多中心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而多元的治理中心并不会自发、有序的配置治理资源，甚至会造成治理超载或者混乱。协同治理通过构建主体形成系统、支持保障系统、评估与考核系统、再学习系统等措施，为多元化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公司治理模式与独立董事功能的匹配

采用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在于强化董事会的功能。公司治理模式存在三种典型模式:家族监控型治理模式、内部监控型治理模式和外部监控型治理模式。研究独立董事在不同治理模式中的功能定位,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功能。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能有效地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首先应该解决“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两个方面问题。     

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合作治理的政治社会学类型分析

合作治理不是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是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是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的建构、关系、结构以及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权威型合作走向民主型合作,是公共性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     

城市群府际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府际竞争与合作直接关系到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当前城市群政府存在过度竞争与合作不足的问题，通过从行政区体制、地方利益、考核机制等方面探析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城市群府际治理模式，并从价值理念、法律法规、组织机制、社会资本和协调体系等方面来构建城市群建设的府际治理模式。为实现城市群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与互利合作，走向府际和谐，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进路。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区。经济圈内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公共性和外溢性等特质,冲击着传统以行政区划为界、条块分割的属地治理模式,以协同方式推进区域内生态环境治理必要且紧迫。然而,成渝地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存在整体性利益偏好、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有限、壁垒阻滞及治理能力差异等制约性因素。因此,需要进一步打破壁垒,从理念协同、组织建设、体制机制、法治保障等四个方面共同推进,凝聚治理合力。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