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建议

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对人或对物的强制处分的权力。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经常采取的不由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也应属于侦查权力。因此,对侦查权力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旦侦查机关怠于行使或滥用侦查权,其后果要么使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要么使被追诉者面临着合法权益被限制或被剥夺的危险。我国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     

论我国侦查权之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中,侦查作为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单方面针对个人、法人或单位进行的追诉活动,常常面临着限制和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问题,也存在着侦查权被滥用的危险。因此,如何构建一种旨在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制,确保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拥有一些最基本的防御权,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研究的课题。应从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完善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惩戒措施、强化犯罪嫌疑人地位、技术侦查法定化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侦查权的规制做一些初探,力求使刑事侦查权的行使建立在权利得到保护的基础上,从而使侦查程序更具正当性。     

关于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问题的探讨

侦查权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其运行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更是我国程序合法化的重要窗口.检察机关由于其作为追诉机关的法定性质,决定了其很难在根本上控制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借鉴相关国家关于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立法经验,构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司法介入制度,从介入的主体、范围和方式三方面进行尝试,以实现我国侦查权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加强侦查的媒体监督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依法治国,加强制约监督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侦查程序中国家权力运用所具有的主动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决定了侦查是常态社会条件下最深刻地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运作程序,对于侦查权这种公权力的监督也就应运而生.媒体对侦查权的监督可以促进侦查活动的公开,可以弥补其他监督手段的不足,可以促进权利救济的实现,可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但媒体的不当报道,也可能影响侦查机关的正常破案活动,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发挥媒体对侦查监督的积极作用.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论定罪前的司法追究行为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犯罪,惩罚罪犯,公检法应依法履行权力,逐步开展侦查、起诉、裁判等刑事司法活动。被追诉人积极配合公权力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是公民容忍义务的要求。无罪推定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接受公权力机关的限制是被追诉人的义务,这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貌似矛盾,实则合理。刑事司法追究行为在实践和法理上都存在逻辑的合理性,但也应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其对公民的不当侵害。     

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的关系与平衡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力对于国家追究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意义重大。诉讼权利是涉讼公民尤其是被追诉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中是刑事程序科学化、民主化、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本文在考察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并指出我国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平衡二者的根本途径在于严格防范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大力加强对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保障。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是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大有可为。     

完善侦查运行程序的思考

侦查运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两种社会功能，一是限制侦查权恣意行使的“限权”功能；二是权力正当化功能。完善侦查运行程序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总结我国司法工作的实践经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我国侦查权限划分原则初探

侦查权限划分是一个确保法律严肃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工程,明确侦查权限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侦查权中各种具体权能的功能与作用,而且有助于区分法律责任、有效落实人权保障原则、促进科学侦查的进程。根据我国侦查权配置理论及长期以来积累的实践经验,侦查权限划分应当坚持五项基本原则:权力与职责相匹配原则;权力与权利相平衡原则;权力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原则;权力强度与程序繁简程度成正比原则;权力效益最大化原则。     

试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机制,在刑事司法领域,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看,侦查程序可以看作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刑事被追诉者的各种权利保障在侦查阶段是最薄弱的,所以侦查程序也可以看作是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关键。而我国的侦查程序尚未完善,还存在许多不利于人权保障的问题,因此,加强司法监控,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范围和参与权,强化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明确其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地位,切实深入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将侦查法制化,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的有效保障。     

侦查权的困境与进路——以赋予侦查权司法属性为基点

当代刑事诉讼的发展体现着诉讼重心前移的趋势,公诉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大应用便是明证之一。对于同为审前程序的侦查阶段,是应时而变还是固守本色,无疑是当今诉讼法学界的重大课题。在实务中,侦查机关及时终结刑事诉讼程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事实上行使着消极刑事裁决权这一具有司法属性的权力。而侦查权的基本权属实为行政权,此时论证、赋予侦查权的司法属性是解决这一形似“悖论”的前提。     

论侦查模式——从诉讼程序的视角

诉讼程序性侦查模式可以概括为行政治罪模式和诉讼追诉模式。行政治罪模式的特点是:与有罪推定和国家本位主义密切联系,在侦查活动中仅有国家侦查机关及其职员具有程序主体的地位,享有广泛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则不具备诉讼主体的地位,主要以履行义务参与侦查活动;侦查程序以单项、秘密的方式展开。诉讼追诉模式的特点是:与无罪推定、权力分立、主体性理论等密切联系,侦查活动中有控诉、辩护、裁判三种不同的诉讼角色和诉讼职能,控、辩、裁各自享有一定的权利(权力)和义务,在侦查程序中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权利(权力)、履行义务,使侦查程序以相对公开和多方参与的形式运行。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我国现阶段侦查程序的现状,反思其中的结构性缺陷,并为我国侦查程序法治化提出正确的指引。     

论侦查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司法界在法律用语上对使用“侦查”还是使用“侦察”尚存争议,直接影响对侦查和侦查权概念的界定。经考证,笔者认为在法律用语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规范为侦查。由此,对现有侦查权概念进行归类与评述,认为侦查权概念应界定为:国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

被追诉人的反悔权是否应当设立、如何设立,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中备受争议。无论从司法文明、司法契约角度,还是从制度本身,以及实体和程序要求,反悔权的设置均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反悔权是专属于被追诉人的权利,在行使时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司法效率降低和资源的浪费,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以及被害人利益的救济其实并无实质性负面影响,而在当前司法环境并未给被追诉人多少“反悔适用空间”的情况下,反悔权应作为一项诉权被一般性认可,而非作为例外适用。因此,对反悔权的限制也不应当过大,而应针对由反悔权产生的具体矛盾,主要在适用前提、适用时间以及适用次数上进行限制。     

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规律及其借鉴

侦查法治化既是一种目标和结果，更是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各国侦查法治化的实现进程，可以发现以下共通性规律：对侦查权的控制，逐步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内控走向外控；被追诉人权利的实现，由审判阶段向侦查阶段推移，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应借鉴上述规律和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侦查法治化进程。     

技术侦查中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研究

技术侦查中国家权力的运用可能与被追诉人隐私权产生尖锐冲突。由于隐私权在规范和事实上都已经上升为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如何在技术侦查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隐私权给予适当保护,就成为法治国家技术侦查制度设计应注意的问题之一。为此,现代法治国家以程序法定原则、必要性原则、监督原则及权利救济原则为核心建构起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框架。我国现行技术侦查制度不论是宏观基本框架还是微观具体程序都难以有效保障被追诉人隐私权。所以,必须通过观念转变和制度改革予以完善。     

澳门特别行政区侦查权设置的启示

澳门特别行政区侦查权,是在吸收现代法治发展成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澳门地区具体实际而设置的.澳门地区侦查机关以及权力的分配有着分权制约、司法救济性等自身的特点,这些都对大陆地区侦查权的重新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侦查权的法理分析

侦查是从保全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两个方面为起诉作准备的一个重要的诉讼阶段。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性权力 ,只能由警察机关来行使 ,具有强制性、效率性、法治性和秘密性。侦查权独立于公诉权 ,但是受公诉权领导 ,对立于辩护权 ,并接受司法权的制约。在侦查程序中应当处理好各种权力的关系 ,形成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     

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护

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不可或缺的双重目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后者越来越为国际社会和现代法治国家所注重和强调。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开始,有效侦查是刑事追诉成功的前提。侦查机关运用国家强力追究犯罪,极易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完善立法,从程序上对侦查权的行使加以限制,赋予犯罪嫌疑人防御权和救济权,切实加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