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组织严格法定原则

商事组织严格法定原则主要包括商事组织类型法定、商事组织内容法定和商事组织公示法定等方面的要求。其立法价值在于增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和效益 ;保障商事交易安全 ;维护商事交易秩序。商事组织形态的创新也是重要的生产力。商事组织严格法定原则应包容商事组织形态的创新。企业形态多样化是完善我国商事立法的当务之急。     

《商事通则》的立法体系与基本原则

制定<商事通则>要考虑立法资源的节约与立法技术上的可行性.<商事通则>应致力于协调民商法的关系,确立商事一般规则,要规范商主体的一般规定、商人名称与营业转让、商业雇员、商事登记、商事账簿、商人团体、商事代理.<商事通则>中不宜规定不具有一般性的内容,如商事责任、商事行为、商事短期诉讼时效等.要反对以社会责任观念限制商主体的营利性,营利性原则是<商事通则>的基本原则,而保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效率和商主体法定是营利性原则派生的规则.     

德国商法中的权利外观责任及其借鉴

权利外观责任肇始于德国民法,因其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和交易安全之维护,在德国商法中同样有着极广的适用空间。权利外观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外观事实的存在、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因果关系及可归责性。在德国商法中,权利外观责任主要适用于商事登记、表见商人、不正确的商号、商事交易中的缄默等制度中。我国商事立法应借鉴德国商法中的权利外观责任制度,通过制定《商事通则》、完善商事登记立法和商业名称立法等举措,构建我国的商事权利外观责任制度。     

我国商主体法律制度的评判与重构

基于商事交易迅捷与安全的价值追求,商主体有区别于民事主体立法的制度需求．我国现行商主体法律制度过分强调交易安全,以牺牲交易效率为代价,客观上不利于财富的创造．面临全球化的商主体制度竞争,我国的商主体法律制度应从法的价值．立法技术、商事责任与商事诉讼等方面进行完善或重构．     

我国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相关立法检讨——以立法目的为理论尺度

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就登记主体而言,其为登记主体公示经营身份、确立自身商誉的必要手段,是其维护合法地位、保障正常经营的必要方式;就交易相时人而言,其为保护交易第三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制度,为保护市场交易安全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制度保障;就国家而言,其为国家对商事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和行政管理的基本途径和重要制度,为其履行宏观调控等经济职能的辅助手段.以此为理论尺度,我国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相关立法在立法形式、立法内容、程序建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有鉴于此,我国商事主体登记制度宜采统一商事登记立法模式,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相分离的立法模式,形式审查立法模式、登记机关责任立法模式及司法监督立法模式.     

论预期违约的立法完善

我国《合同法》对预期违约内容的一些规定,已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要求.无论是商事合同种类、商事合同成立形式、商事合同当事人、商事合同标的、市场经济的复杂性还是现代商事交易法制规范关于违约体系的完整性、现实的司法实践以及市场经济法制的国际化都迫切要求我国对预期违约进行全面立法.预期违约适用中的期间问题、担保问题、判断依据问题、责任原则问题,以及预期违约救济中时间选择权的行使问题、救济方法的确定问题是预期违约全面立法中应当重点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     

商法基本原则中的价值权衡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商法所确认的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在我国,对商法基本原则众说不一,难以界定.本文从效益价值、安全价值以及公平价值三个角度分析,认为商法基本原则包括促进交易简便迅捷原则、确认和保护营利原则、强化商事组织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其中,促进交易简便迅捷和确认保护营利原则是商法基本原则价值权衡中最首要的原则.     

国际海事商人法断思——一个民间法的角度

海事商人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政治权力介入商事立法之前,商人们早就在交易中自己"制定"了交易规则。现代商人法是在古代习惯法和中世纪商人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并吸收了商人法的原则与制度。与制定法相比较,现代商人法具有其自身的特性:自主性、灵活性与合规律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现代商人法在调整国际商事交易中有更大的优势,能更好的契合商事交易的现实,符合商人对利益和正义的追求,体现了商事交易的国际性和统一性。     

从法经济分析的视角评述美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

美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经历了契约责任、过错责任、严格责任、根据不同缺陷类型确定归责原则的变化,不论采纳严格责任原则,还是对不同的缺陷类型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法律对维持生产者与消费者权益的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效益的均衡所做的努力。以法经济分析方法为视角,对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这两个在产品责任体系中争议颇多的归责原则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寻求产品责任的最优效率之选,对产品责任立法尚不完善的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浅析商事责任独立性与我国商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商事责任制度在商法体系里占据着不可缺少的地位。首先它要以其救济措施来衡平各个商事主体之间的利益，构筑各个主体之间共有的利益；其次它要确定相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责任，从而来对商事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且有序的进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其在商事经营和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商事责任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分歧，我国法律对商事责任的规定也存在诸多不足。     

关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也给消费者权益带来较大损害。名人代言虚假广告，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和信用制度的缺失以及监管部门执法不力有密切关系。应严格规定名人在虚假广告中的法律责任，在加大执法部门的打击力度和建立信用环境的基础上规范广告市场，杜绝虚假广告，维护公共利益。     

合同法违约责任的价值取向——以英美法严格责任为视角

违约责任作为合同法的一种民事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而有关违约责任的价值取向，新修订的合同法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这一举措有重大意义。英美法系严格责任原则的立法及判倒，对于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确认，具有借鉴作用。严格责任原则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例外。     

浅析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构成地位、性质和认定标准,向来是受贿罪适用中争论的焦点。可以借鉴国外立法体制并结合我国实际,从立法科学严谨,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的角度,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合理的重构,以完善受贿罪的规定。     

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之探讨

目前,在我国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相当程度的“潜规则”,大量存在的商业贿赂,不但侵害各个行业的风气,而且已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现有的法律对商业贿赂行为有所涉及,但是商业贿赂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设定仍不完善,不足以应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如何完善我国商业贿赂方面的法律责任,进一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投资环境,是当前急需探讨的问题。     

论商业秘密的确认及刑法保护

通过商业秘密刑法保护对象,商业秘密确认程序,商业秘密诉讼程序,诉讼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对各方面的论述,明确了商业秘密刑法的保护范围,行政上的确认程序,刑事诉讼人的诉讼程序及在诉讼过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从而使商业秘密在刑法保护方面有了更明确的诉讼程序,完善了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体系。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定位与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在刑法中与在民商法、经济法中有不同的定位,基于刑法谦抑性,应对刑法中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解释。刑法与民法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看待损失的,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的依据应以侵权获利额为原则,特殊情况下可参考许可使用费。单位犯罪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常见的犯罪形态,在本罪的行为模式中,个人的侵权行为与单位的行为具有对向性,单位之外的个人也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     

西部政府与西部招商引资法治环境

西部大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这个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为西部招商引资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政策、市场环境是西部政府的职能责任;制约西部招商引资工作的主要因素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进展不大,硬环境没有得到较快发展,软环境明显滞后;要营造西部招商引资良好的法治环境,西部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全方位推行执法责任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建立一个法制统一、公开透明、行为规范的政府机构。     

利用计算机网络侵犯商业秘密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我国法律对商业秘密的特性有严格的规定,利用计算机网络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存在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两种属性可能。在罪名认定方面,一般宜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但也应注意其与盗窃罪的区分。在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力和质证问题方面,应当依据商业秘密的特性对当事人的权利予以保护。     

析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商事通则立法的可行性悖议

目前制订商事通则的呼声颇高,但从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我国的立法传统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看,制订商事通则的可行性、必要性值得检讨;否定商事通则的立法主张绝不意味着商法不重要,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无必然联系.坚持民商合一,商事规范以单行法的形式存在是我国商事立法的最佳模式选择.     

论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是现阶段我国产品责任最合理的归责原则。通过对我国现行产品责任立法的法理分析,可以看出。除严格责任外,疏忽责任、担保责任客观上也为我国所适用。基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日益频繁和国外严格责任学说的新发展,应将我国目前采用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视为一开放概念,并对其加以补充和完善,使其能更为科学地适用于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