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解析——基于观念的分析视角

美国对华网络空间战略主要散见于美国制定的相关战略措施,以及具体的对华战略互动之中。借助建构主义的结构观可塑造出美国在网络空间中以中国网络威胁为主要特征的观念结构及在这一观念结构下对华采取的"防范"、"进攻"、"规约"等战略选择,即美国基于网络空间的实力对华进行多方防范,在网络空间积极进攻以达到技术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借助网络话语权进行规约等,以期达到在网络空间的对华"控制",确保中国不断增长的网络实力难以对美国网络霸权构成挑战。美国对华实施的网络空间战略也面临着收益与风险并存的复杂情况,其战略呈现出的单边主义及霸权主义倾向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全球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合作与博弈

随着互联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国家对高度依赖网络的不安全感也日趋增加,由此引发的国家间冲突使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规则显得非常必要且迫切。在应对网络有组织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中,以国家间合作为主流,而一般性网络冲突和网络战则体现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主要围绕技术、军事安全和对策三个层面展开博弈。国家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欧洲对互联网主导权的争夺以及美欧与中俄在治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对立。目前,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仍然处于"规范兴起"的起始阶段,要达成一项全球网络空间协定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明晰彼此底线并努力寻求共识应该成为推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实现向网络强国迈进的目标,应当积极关注和参与不同国际平台上有关网络规则的讨论,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勇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     

中美网络空间战略比较:目标、手段与模式

网络空间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战略目标来看,由于中美经济社会发展都高度依赖于网络基础设施,因而两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对内目标有相容之处,但由于中美对核心网络安全利益的不同界定,两国网络空间战略在对外目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战略手段来看,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是"以实力保安全"的典型代表,而中国的网络空间战略则可以理解为"以治理谋安全"。从战略模式来看,对美国而言,控制、威慑、干涉、合作四种模式都被赋予一定重要性,从而组成了其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而中国采取的是以合作模式为主的网络空间稳定渐进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除了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部分网络空间政策之外,通过颁布行政令、战略文件和法案等对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美国网络战略架构转型,并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进行了全面的网络空间战略调整。大国竞争成为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制定的重要背景和驱动因素,由此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激进化趋势无疑将令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中的关系面临更多挑战,也将使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面临更多障碍。     

想象与现实: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

特朗普秉持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退出多边国际机制,视国际经济竞争为零和博弈,推行一系列"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特朗普认为,全球化造成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的流失。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使美国沦为自由贸易的牺牲品,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挑起了包括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战和汽车关税战及对中国的全面贸易战。特朗普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形势无法扭转,由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尽管对特朗普的政治杀伤力有限,但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成本。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严重受损,为了规避高关税壁垒,制造业可能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将损失大量就业岗位。     

网络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网络空间正在成为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的大舞台,网络地缘政治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分析视角。网络空间组成架构的地缘属性、网络空间活动主体的地缘属性以及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日益上升的权力,都构建了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属性。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地缘政治逻辑包括六大方面:地缘政治思维构建网络安全话语和政策、网络空间人造壁垒与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合、网络主权问题强化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网络空间权力争夺重现地缘政治竞争、网络军事化趋势加强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网络问题逐渐被纳入传统地缘政治格局。由美国引导的大国网络博弈的地缘政治趋势对全球网络安全形势形成了威胁,中国应与各国携手,超越地缘政治并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     

从文化视角看美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立场与行动

正美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行为通常被批评为采取"双重标准",但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立场与美国网络霸权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单向。美国政府在网络治理方面的立场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如果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对世界来说迫切需要的中美网络空间合作,就不能仅仅以"双重标准"对美国的网络霸权主义进行批判,还要从国家文化的视角来探察其网络霸权的内在逻辑。     

拜登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

高技术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实施科技遏制战略的关键政策工具。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呈现高技术物项出口管制精准化、美商务部自由裁量权扩大化、单边转向多边出口管制联盟化以及对华出口管制理由意识形态化的新特征。拜登政府尤为强调高技术竞争对中美战略博弈走向的决定性意义。究其根源,既有高技术本身“创新加速创新”特性的影响,又有中国高技术崛起对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和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冲击。虽然美国实施技术封锁与其促进出口的目的对立、美商务部加强管制与其能力不足的掣肘、同盟政治与盟友国内利益的分歧以及美国推行“民主”与护持霸权的悖论等限制性因素影响对华技术制裁效果,但出口管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市场,增加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被阻断的风险。有鉴于此,中国应通过构建风险预防体系、“非对称”反制以及善用维权等途径,来应对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不断升级。     

网络空间与霸权护持——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迭代演进与驱动机制

拜登政府于2023年3月发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这是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发布的第四份网络安全战略报告。作为在网络空间拥有非对称技术资源优势与支配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始终以护持网络霸权为目标。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目标从国内控制、国际塑造、单边护持,发展为多边“竞赢”;其针对网络安全的策略也经历了本土防御、网络威慑、进攻性行动与综合性遏制四个阶段。美国政府相继推出的网络安全战略既具有延续性,又存在显著差异,其背后反映出美国对网络空间、自身实力地位与安全威胁的认知演化。随着综合实力的变化,美国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对网络空间安全威胁的认知也不断变化。在地缘政治与网络空间安全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针对网络安全的战略叙事也随之变化,这成为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演进的主要驱动机制,由此加剧了网络空间的泛安全化与意识形态化。     

数字时代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挑战与应对措施

数字时代的兴起带来了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共享,但也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正是因为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的盗版、侵权问题日益严重。数字化媒体的复制、传播和分享变得更加容易,导致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更加困难。匿名性和跨国性的特点使得网络上的盗版行为更加难以追踪和打击。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需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时代的挑战是严峻的,但通过法律、国际合作、技术手段和公众意识的综合应对,可以有效保护知识产权。     

结构、关系与影响:美国网络霸权的基础

权力结构、权力国际战略与权力运用是观察美国网络霸权的三个视角。在权力结构上,虽然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基础层与逻辑层稍有衰退,但在网络空间内容层,美国仍然主导着权力结构,足以支撑其霸权地位。在权力国际战略上,美国在网络空间成功建构了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价值观同盟关系,用以推动美国网权的扩散,为网络霸权的分担寻找国际支持,最终形成"扩散性网络霸权"。在权力运用上,美国通过强制、威慑、防范、建构等方式对别国产生影响,也通过吸引手段对国外公众产生影响。美国在虚拟世界建构的全球网络霸权不仅与美国在现实世界的霸权起到互补作用,也可能会对其霸主地位的日趋衰微起到延缓作用。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但双方在该领域的策略取向却截然不同。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制度和地位三种视角进行探讨,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从属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互动,制度竞争视角强调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的作用,地位竞争视角关注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本文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探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背后的逻辑。随着世界朝着多元复合秩序演变,权力竞争的方式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功效有所下降,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偏向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也谋求提升国际领导权。当然,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并非零和竞争,议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的制度竞争没有权力竞争激烈。展望未来,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双方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加强议题领导权,最终形成中美各具优势、相互制约的局面。     

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网络安全治理困境与机制构建——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

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代表的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和安全架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研究看,国际规范、治理机制等领域的理论范式对网络安全议题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但也面临着网络安全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一定调适。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来分析,已经出现了网络空间安全从分散到融合,网络安全态势从等级化到非对称,网络空间从权力扩散向网络赋权三大趋势。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务实举措,推进平等参与并建立综合性机制框架来共同应对上述挑战。对于中国而言,从建设网络强国的角度来看,应该直面当前国际网络安全面临的困境,主动设置议程,推动网络空间的规范建设,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使网络空间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国竞争时代中美在非洲关系走势研判

非洲在美国和中国各自国际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作用和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国际体系深度变革、世界格局加速重组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非洲更多的是被美国当作遏制中国的工具,但非洲却是中国外交"基础之基础",其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始终维系中非关系高位运行的缘由所在.目前,中美关系已进入"战略竞争时代",但两国在非洲关系仍处于从"常态"向"非常态"转化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全球性的,在非洲也不会例外.一旦美国将大国竞争引入非洲,也就意味着中美在非洲关系由"常态"步入"非常态",这必将对中国在非洲利益,乃至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战略临界点。其原因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出现了巨大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也导致了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美国认为中国军力超越了美国在亚太的传统优势,中国经济崛起动摇了美国霸权的基础,而且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此,美国对华战略正试图寻求调整。在战争、遏制、接触等单一战略均难以奏效的前提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很可能采取限制性竞争的对华战略。美国将会试图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等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印太战略"也属于对中国的限制性竞争战略。对此,中国应强化战略制衡,加速战略转型,继续推进合作,并以整体战略化解美国的限制性竞争。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

中美是非洲重要的外部利益攸关方,非洲是中美关系中特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非洲的利益和关系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安全三大基本领域。在经贸领域,中国在非洲拓展迅速,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则有所下降,呈现"中国赶超、美国守成"之势。在政治领域,中美各有独特的政治诉求,中国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非洲交往的政治前提,美国将巩固、扩大非洲民主视为自身主要利益。在安全领域,"9·11"事件后美国重视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联合国多边维和与对非双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参与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但总体依然呈现"美强中弱"的态势。中美在非洲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复合并存,既存在资源之争、理念之争以及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在扩大非洲市场、维护非洲和平稳定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间广阔。中美两国需要主动作为,在非洲合作上达成整体的、高层次的政治共识,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非洲的自主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之争,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利益诉求,循序渐进推进涉非合作,使双方在非洲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人工智能、四次工业革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两次世界大战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主导国之间的科技话语权争夺密切相关,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成为美苏冷战和美日竞争的技术与时代背景。拉美和东亚的发展结果差异可以通过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参与程度加以解释。同时,近年来中美在贸易等领域的摩擦也可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竞争的角度进行分析。整体来看,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性技术。中国已经在数据、市场和政府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在智能硬件、算法框架、原始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技术封堵的策略,但中国应以更加柔性的竞争性合作的方式加以回应。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会使人类社会在未来面临一系列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因此需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规则的创设,以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